刘备的创业经历，为何成为后世军阀的标准答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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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9年，群臣“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推石勒为赵王，“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同年十一月，石勒称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赵王，始建后赵政权。又十年，石勒大破前赵军，俘虏皇帝刘曜，于次年成功称帝。然而，仅仅过了二三十年，类似的情况便再次上演。公元351年，贾玄硕联合诸臣推举苻健为大将军、大单于、秦王，煊赫一时的前秦政权自此建立。

更加巧合的是，石勒、苻健称王建藩的凭借，都来自“刘备故事”。案《十六国春秋·前秦录二》：“军师将军左长史贾玄硕等请依刘备称汉中王故事，表健为侍中大都督闗（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秦王。”看来，刘备当年在汉中成功称王，为后世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业模板”，这才让后世军阀纷纷效仿与援引。刘渊建立汉赵政权时，还将高祖刘邦、世祖刘秀与昭烈帝刘备并列为“三祖”，可见在一部分人眼中，刘备建立的季汉政权的确是汉祚的一个延续。

那么，作为后世军阀眼中的“标准答案”之一，刘备称汉中王时到底走对了哪几步呢？

上汉帝表：排名背后的思量

陈寿撰《三国志》向来惜字如金，但提及一些诏书或表奏时，往往不吝笔墨，将全部文字收录。由蜀地“李氏三龙”之一的李朝所作《汉中王劝进表》（也作《上汉帝表》），集中反映了刘备称王时的一些“内幕”。就开头的群臣署名，便值得深思：

“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

这份名单具体列出了十一个人名，而被视为“二把手”的诸葛亮，竟屈居在马超、许靖、庞羲、射援之下，排在第五。对此，清代学者章学诚觉得“殊不可解”。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也指出：“我们在《表》中见到作为显示政治规模的领衔人，竟是临时凑成的、了无业绩誉望可言的马、许、庞、射等辈。他们虽各具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合而观之毕竟显得猥琐，不如诸葛响亮。”

李朝是蜀地名士，应该对政治局势和人物背景有所了解，其所作《上汉帝表》也肯定得到了刘备首肯。所以排名次序的背后，必然有刘备的政治思量。田余庆、饶胜文认为：刘备初来乍到，地位并不稳固，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士人尚未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反观庞羲、射援，久在益州，积威甚深，且作为刘璋旧属，他们更代表了东州士人。有他们“背书”，刘备的称王之路才能更顺利。两位先生的观点，无疑是真知灼见；只是就过程而言，未免有些简略，笔者试从授官角度予以补充：

汉制，地方长官与中央高级官员有资格开府治事。及至东汉末年，王纲不存，中央官或地方军阀的霸府（军府）俨然成为“朝廷之外的小朝廷”，是实际意义上的集军政大权于一体的中枢机构。以曹操为例，他赖以维持其统治的的机构，并非是位于许都、有汉献帝的正宗朝廷，而是独属于其个人领导的霸府。从司空府、丞相府再到日后的魏王府，曹操的命令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发出，渐渐取代汉廷，成为北方实际上的军政中枢机构。

刘备同样有自己的军府。在称汉中王之前，左将军府就是其统治地方的中枢机构。建安三年（198），曹操破徐州，斩吕布，把他的左将军授予刘备。尽管，刘备没过多久便脱离曹操掌控，左将军也在建安十二年（207）被重新授予了辽东公孙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人仍多以刘豫州、左将军称呼刘备。如刘备在袁绍麾下时，赵云秘密招募数百人，“皆称左将军部曲”；刘表在书信中称“刘左将军”，以及刘备入蜀时，黄权亦曾以“左将军有骁名”为由劝谏刘璋。

刘备身边的心腹、扈从，便多以左将军府官的身份聚集在他身边。据《三国志·糜竺传》记载：“（刘备）以竺为左将军从事中郎。”又据《三国志·简雍传》记载：“先主至荆州，雍与糜竺、孙乾同为从事中郎，常为谈客，往来使命。”不过，彼时的刘备尚寄人篱下，并没有取得独立地位，故学界多认为：建安初年的左将军府迥异于刘备入川后的左将军府。至于简雍等人，虽担任左将军从事中郎，但结合他们俱以清谈知名却无突出才干的表现看，这个官职更多是一种荣誉象征。

赤壁之战后，刘备虽然在刘琦死后被群下推为荆州牧，但始终未得到盟友孙权的认同。第二年，刘备赶赴京口谒见孙权，并表奏他为车骑将军、徐州牧。汉制，车骑将军位次高于左将军，可见刘备已承认了孙权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故孙权同意出借南郡，并重新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在这以后，刘备初步建立起以荆州牧为主导的僚属系统。

荆州主薄殷观因进言得到刘备赞赏，擢升为荆州别驾；庞统回到荆州后，先主与之畅谈，“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此外，马良、陈震、廖立、蒋琬等人皆曾为荆州属官。武将方面，则大多领郡职，直接受荆州牧刘备管辖。如关羽领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后转在南郡”；赵云领桂阳太守、偏将军。刘备入蜀后，诸葛亮“董督南三郡诸事”，虽无长官之名，却有长官之实。待到诸葛亮也入蜀后，“董督荆州”之人自然就成了关羽。

荆州人一下都跑到益州，新的问题也诞生了。刘备定蜀后，虽自领益州牧，但在此之前，益州僚属系统就已经颇为完善了。曾为刘焉、刘璋父子旧属的东州士，在益州占据着一个个重要的职位，因此，在蜀地立足未稳的刘备想要维持其统治，就不能再把荆州的统治方式直接照搬到益州。可这么一来，像诸葛亮这样的荆州旧人，又当何去何从呢？

在此情形之下，更为完善且健全的左将军府应运而生。《上汉帝表》中的许靖、庞羲、射援以及诸葛亮等人，后来都成为左将军府的府官。这便意味着，刘备入蜀后同时实行了两套行政机构，即分属于左将军与益州牧的两套官僚系统。军府与州府之间并非是泾渭分明的，甚至不排除有人兼任的可能。不过在刘备的规划中，左将军府显然要比州府更加重要。

据《三国志·杨洪传》记载：“（杨洪）为蜀部从事。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顷之，转为益州治中从事。”

刘备在汉中时，诸葛亮为其“足兵足食”，甚至有权任免益州郡县地方长官，这是不符合常规的。乍一看，诸葛亮所做之事与他在荆州时没多大区别，但在荆州时，诸葛亮曾受命“董督南三郡诸事”，其对荆州的管理自然合情合理。然而，刘备定蜀后，诸葛亮只是“署左将军府事”，并没有直接任益州属官，但他仍对益州诸事有直接管理权，而且从刘备与诸葛亮互相所发的文书看，他才是蜀地大后方与刘备直接对接之人。要之，左将军才是刘备称汉中王前真正意义上的军政中枢机构。

以此为前提，再看《汉中王劝进表》的名单次序。许靖，曾为汝南月旦评的主持人之一，与从弟邵“并俱高名”，深得天下士人敬重。在法正的建议下，刘备“千金买马骨”，任命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司隶人；射援，扶风人，二人都是随刘焉入蜀的东州士人。尤其是庞羲，不仅是刘焉的托孤重臣，还是刘璋亲家（庞羲女嫁璋长子刘循），因而被刘备委任为左将军司马。

左将军府既然是刘备执政巴蜀的中枢军政机构，其府官秩级当为《汉中王劝进表》名单次序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案《后汉书·百官志一》：“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李贤引《东观书》曰：“窦宪作大将军，置长史、司马员吏官属，位次太傅。”长史，即长吏也，是为掾属之长，与从事中郎同掌吏选；司马掌兵，亦是权重。所以，长史许靖、司马庞羲与从事中郎射援皆在诸葛亮之前，并分别居第二、三、四位。从这个排序看，刘备更希望他们代表的是左将军府，而非是所谓的地缘派系。

有意思的是，许、庞、射三人明显与马超一样，是被高高捧起来的“吉祥物”。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按理来说，负责这件事的应该是长史许靖；如诸葛亮外出屯汉中时，杨仪和蒋琬分别担任随军长史与留府长史，一个在军队内统筹诸事，一个则坐镇成都，以尚书令之职总统国事，并随时向诸葛亮汇报。因此，真正被刘备视为心腹的仍是诸葛亮，他并没有在这场所谓的“新旧之争”中失宠。

刘备的心腹当然还有法正。刘备定蜀后，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由于刘备是益州牧，法正俨然成为了益州牧僚属系统内的二号人物，以至于一朝得势的他做事非常嚣张，“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眼见法正猖狂，便有人跟管事的诸葛亮打小报告，但后者表示他也管不了，这不仅是因为法正深受刘备器重，更是因为两人分属于不同的官僚系统，谁也管不了谁。

法正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助刘备与东州士人打好关系。刘备任徐州牧后，为了拉拢、安抚巴蜀土著，提拔了不少人才入仕，如治中从事黄权、议曹从事杜琼、督军从事费诗、别驾从事秦宓、从事祭酒何宗等人。东州士人原先就在益州官僚系统中占据高位，刘备此举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他们的利益，所以他需要法正从中斡旋，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因为刘备与巴蜀土著并不亲近，君不见，黄权反对他入蜀，费诗反对称帝、秦宓反对东征，他们能被授予官职，不过是出身本地大族，需要被树立成为典型，以巩固刘备自身的统治。而在刘备成功称王后，他们也慢慢没了消息；反观以诸葛亮和法正为首的两大功臣，却各司其职，在不同系统内担任着重要岗位。

刘备称汉中王后，把左将军和爵位都归还给汉帝了，“谨拜章因驿上还所假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随之而来的，是左将军府升格为更加高级的大司马府，如韩冉、殷纯，就担任过大司马掾吏。据《三国志·董和传》记载：“先主定蜀，徵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据历史学者洪武雄先生考证，“左将军、大司马为前后职，如前述。诸葛亮称‘董幼宰参署七年’，此七年横跨先主前后任左将军、大司马二职”。由此可见，刘备称汉中王后，代表荆州士人的诸葛亮与董和仍维持其权柄不坠。

然而，此时的大司马府未必还是刘备称帝前的最高军政机构。刘备称王后，又专门设立了尚书台。东汉名士李固曾云：“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此机构设立于宫中，公卿百官所上奏疏，要先经过尚书台才能到皇帝跟前，其权柄之重，可见一斑。不巧，尚书台第一个管事的，正是尚书令法正。可惜不到一年，法正就病逝了，接替其位置的是刘巴，然后是刘备托孤时的李严，都是东州士人。

显然，尚书台分走了大司马府的部分权力。这正是刘备想看到的：尚书台与大司马府一同拱卫着刘氏，既能让他将大权收归手中，也能平衡好荆州士人与东州士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大派系完全各执一府，只能说，荆州人与东州人分别在大司马府与尚书台中掌握了主导权。至于益州土著，虽然有一部分人担任了益州牧僚属系统中的重要岗位，但由于职权尽在左将军府、大司马府与尚书台手中，他们也掀不起什么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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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汉抗曹：帝系身份的运用


除名单次序外，《上汉帝表》中的内容，也有两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先看第一段：

“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於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今社稷之难，急於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

后世军阀称王，多援引“刘备故事”，而刘备称汉中王，则援引了“窦融旧事”。窦融，西汉末年名将，王莽之乱后，河西五郡共同推窦融为元帅，雄踞西北以自守。刘秀称帝后，窦融选择归汉，屡立战功，成为一时美谈。此事给汉末军阀提供了一种思路：若王室衰微，不妨先割据自保，再图兴汉之业。因此，袁绍组建关东联军时，也援引“窦融故事”为自身军事行动的合法性“背书”。刘备称汉中王，亦是如此。

只是，窦融、袁绍好歹有同盟支持，反观推举刘备的群臣，多为其府官；于是，曾割据西南的诸侯——马超，就成了唯一一个用来印证“位同权均，不能相率”的同盟。其实，孙权与刘璋更加合适，可碍于其他政治因素，未能参与。是以，马超也只能勉强以“同盟”的身份推举刘备为汉中王。这正是他位于《上汉帝表》首位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是刘备构建其政权合法性的关键一步。再加上刘备选择称汉中王、大司马，分别援引了高祖刘邦与世祖刘秀的故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刘备汉室后裔的身份总算发挥出作用，并帮助他跨越了这关键一步。

但使用这层身份，也是有代价的。再看第二段内容：

“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身为汉室后裔，刘备怎能让曹操窃据中央？因此，他要将曹操树立成“汉贼”“奸凶”，宣扬其自身“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标，同时来解释季汉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为了对抗魏王曹操，刘备只好称汉中王；为了对抗魏文帝曹丕，他也能跟着称帝。尽管在前期，刘备的宗室身份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帮助；可当他拥有了一批坚实簇拥与认可他的一帮盟友后，其过去种种的一切行为，都能统一被归纳到“兴复汉室”这面大旗之下了，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上面的内容中，还专门提到了“衣带诏”事件。建安五年（200），刘备与国舅董承称受汉献帝委托，自此师出有名。在董承等人事败身死后，刘备作为这个计划的唯一幸存者，从此就拥有了对抗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资本。随着刘备集团的逐渐成型，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刘备的“帝系”身份，并将其用作对抗曹操的重要依据。马超能在《上汉帝表》中位居首位，不仅是因为同盟身份，更因为他也曾对抗曹操，符合刘备集团“兴复汉室”的政治目标与舆论宣传。关于这一点，具体可参见下表——

不难看出，蜀汉政权及其盟友在对抗曹操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一致观念。想要做到这一步，仅仅是依靠身份、名义是行不通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拥有与口号对应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刘备称汉中王后，成功将身份、名义、行动三位一体化后，凭借其参加过“衣带诏”的独有经历，这才成功经营起了“兴复汉室”这块招牌，并将其成功运用到了蜀汉的称帝道路中。

一身祖宗味儿

树立自己是王室的形象，结交能人异士，招兵买马，拉自己的队伍，再抢占地盘，扩大地盘

人间水蜜桃

刘备塑造自己是汉室，其实没有曹操的挟天子令诸侯聪明

隔墙有耳

刘备还是擅长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