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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不一定就有"天理教徒思想"，他也未必会是能够挺身执刃、实行"犯阙"的那种英雄人物；可是他却具有另一种类型的"叛逆"思想和性格，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没有了这种思想和性格，他之写作《红楼梦》小说便成为不可能的、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他这种思想和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要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应该是一部称为《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厚厚的专着（因为《红楼梦》是这个作家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部着作），这册小书实在是无法包括这个巨大工作。但是我们这里如就一两点来谈谈，却是可以而且也应该的。
读者都记得，《红楼梦》开卷不久，就写下了以下一段重要的话：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沛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动摇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相不肯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摠（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廷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旛绰 、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异地则同之人也。"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读了这一大段议论，我们很容易地会联想到明代中叶进步思想家吕坤（字叔简，河南宁陵人，1536-1618）的一些哲学思想："天地万物，只是一气聚散，更无别个。形者，气所附以为凝结；气者，形所托以为运动。无气则形不存，无形则气不住。""气者，形之精华；形者，气之渣滓。故形中有气，无气则形不生；气中无形，有形则气不载。故有无形之气，无无气之形。"特别是："无极之先，理气浑沦而不分；气化之后，善恶同源而异流。……气运之天，后天也，有三。一曰中正之气：一阴一阳，纯粹以精，极精极厚，中和之所氤氲，秀灵之所钟毓；人得之而为圣、为贤，草木得之而为椿桂芝兰，鸟兽得之而为麟凤龟龙、驺虞鸑鷟。二曰偏重之气：孤阴孤阳，极浊极薄，各恣其有余，各擅其所能，为邪为毒；人得之而为愚、为恶，草木得之而为荆棘樗栎、钩吻断肠，鸟兽得之而为袅鸩豺虎、虺蝮蜒■。三曰驳杂之气：多阴多阳，少阴少阳，不阴不阳，或阴阳杂揉而不分，为昏、为乱，为细、为浮；人得之而为蚩、为庸，草木得之而为虚散纤茸，鸟兽得之而为羊豕燕雀、蠛蠓蜉蝣之属。""纯粹不杂之谓理，美恶不同之谓气。……降恒而命之，听其所着：着于清淑之气，则为上智；着于顽浊之气，则为下愚；着于驳杂之气，则有美有恶；着于纷纭之气，则为庸众。均帝衷也，而禀受殊，所值之气则然，非恒性之啬也。"（注：以上所引分见吕坤《呻吟语》与《去伪斋文集》中《说天》《论性》。）
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所表达的那种看法，和上引这些话来比并而观，就有着令人注目的相似点甚至共同点。 不过，我们并不能仅就字面上的某些近似之处来牵合比附，说，吕坤既是明代反道学的进步哲学家，所以曹雪芹的这种类似吕坤的思想就因之一定是进步的。还是不要忘记分析比较。而且举吕坤，也并不是要证明曹雪芹的思想就是直接接受吕坤的思想，不过是借以更方便地说明问题罢了。曹雪芹的哲学思想究竟受谁家谁派的影响？这是个还有待专家考究论证的重要题目。
吕坤是反道学的，他在许多根本看法上都是和封建"道统"中坚人物朱熹针锋相对的，但是他的主要局限性和反道学思想中最薄弱的环节却是他的人性论部分，他在这一部分，基本观点没有超越朱熹的范围，只不过是有些次要的"改造"，既不彻底，也有时自陷于矛盾。如上面所举的他那几段话，就是明白的例证。
吕坤的"气"，相当于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物质存在，这是一种唯物的认识论，主张"造化听命于自然"，自然就是"主宰者"，反对朱熹的"气"之上还有一个统治的"理"的那一套唯心和神秘主义的论调，反对世俗祈禳迷信。但是，到他的人性论中，他的唯物主义的"气"的一元论就因为依然承袭朱熹的人有"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妄说而认为"气"以外又有一种具道德性质的"天"的存在。这就又陷入唯心主义二元论中去了。
因此，他那种"中和""偏重""驳杂"的"三气运"论，实际也还是来自朱熹的"气禀"说。朱嘉早就说过："正如天地之气，运转无已，只管生出层层人物，其中有粗有细，故人物偏有正，有精有粗。""如贵贱、死生、寿天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票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天有那气，生出一个人来，便有许多物随他来（注：以上分见《朱子语类》卷九八、卷四。）。"朱熹就是这样明白不讳地提出了这种人物先天品类不齐和一切命定的哲学。
所以很明白，单就这"先天品类"一点而论，不管是吕坤还是曹雪芹，都是朱熹的"学生"，都承认品类存在论和命定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和朱熹的同而不同，或似同实异。 吕坤和朱熹的不同，在于他坚决否定命运，所以他那"三气"说中就没有那种"算命先生"式的"富贵贫贱、贤愚寿天，都是八字排定"的最荒谬的部分，而只就"气质之性"上来讲品类之不齐。这总是前进了一步。 到曹雪芹，则和朱、吕二家之间就又都有了更重要的分别了。 第一，吕坤讲的是"阴阳三气"，雪芹讲的是"正邪两赋"，姑且撇开吕坤的"中和""偏重"之气是否就直接相当于雪芹的"正""邪"或"仁""恶"之气这问题而不论，单就吕坤的"驳杂之气"和雪芹的"两赋而来"的观点而看，他们的分别就是很大的：吕坤以为禀赋这种气的人"为蚩为庸"，是最"无足取"的那些人们，而雪芹心目中的"两赋"之人，从许、陶、阮、嵇直到卓文君、崔莺莺等辈，却大都是历史当中在性格、气节、才情、文学、艺术上闪发着最强烈的光辉的一二流人物（注：按，这样说当然只是就曹雪芹在当时的认识而大概论其总的精神、倾向。如果我们今天要把这么多历史人物逐一地分析评价，那自然对其中个别例子可以另作褒贬。但是那未免过于拘迂枝蔓了。），和"蚩""庸"恰恰相反。
第二，曹雪芹在这种观点之下显示给我们的，他的名词都是貌似"传统"而实际另有估价的"假语村言"之类的话语，在他的笔下，所谓"残忍"而"乖僻"的"恶者"所秉的那种"邪气"，却是不为当今"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这分明是影射乾隆朝初期的封建中国）和"光天化日"所不容的、被逼得隐藏在"深沟大壑"之内的"妒正"的气。这听起来是很"糟糕"的。可是正就是这种气，当被激发时，才生出那些"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的"两赋"人来，如许陶嵇阮卓崔一流。朱熹、吕坤，说邪说谬，是当真的，是封建社会里对那种字眼的"正面"定义，是贬斥的。曹雪芹说邪说谬，是"真真假假"的，是他自己心目中的特殊定义，是敬仰赞美和欣赏的！
第三，曹雪芹的这种哲学虽然也是"先天品类存在"和命定论的，但他这样来解释人性论问题的用意却和朱熹大异其趣。朱熹说："尝谓命、譬如朝廷诰敕，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作官，性、譬如职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职事，县令便有县令职事。……气票、譬如俸给，贵、如官高者，贱、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贫、如俸薄者，寿、如三两年一任又再任者，天、如不得终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许多物一齐趁"（注：见《朱子语类》卷四。）。你看，他的"气禀"说活画出一幅"封建秩序结构图"来了！因为他的哲学本就是竭力为这个秩序服务的。而曹雪芹则大为不然。他认为，同一气禀之人，生于公侯富贵、诗书清贫、薄祚寒门三"阶级"中，只表面表现有差而已，本质全然无别。"异地（此"地"即约略相当于阶级）则同（注：按"异地则同"当依别本作"易地则同"。然当时旗人往往爱犯写"白字"的毛病，例子很多。曹雪芹也不能尽免，《红楼梦》中的实例也不止一处。）之人"和"成则王侯败则贼"两句话，放言无忌地道出了阶级并不是"先天品类"产物和"命定"安排的。陈后主、宋徽宗，温飞卿、柳耆卿，李龟年、黄旛绰，平等排列，不过是"异地则同"，不过是"成""败"问题（社会、人事条件）罢了！（注：《板桥诗钞》中《南朝》诗序说："昔人谓陈后主、隋场帝作翰林，自是当行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其见解略可合参。）
请看，这和朱熹之流是多么大的不同！这是多么大胆的"邪谬"之论！--必须想到，清朝是最祟奉朱熹哲学的，时刻以产生"理学名臣"而自豪的，士大夫大都向朱文公叩首礼拜。而曹雪芹的"异端"思想竟是在这群人的当中而出现了！
曹雪芹的思想，落在理学家们眼中，是"异端"，不待言了；其实不必找什么理学家，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读书人，也是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看法的。一个例子就是汉学家周春，他是南方最早的红学家，第一位写出红学专着《阅红楼梦随笔》的人（注：周春的红学观点是主张曹雪芹此书是以南京靖逆襄壮侯张勇家的事迹为素材的，但他也能看出一些别的问题，例如他说："此书曹雪芹所作，而开卷似依托宝玉，盖为点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点之后，便非复宝玉口吻矣。"此点实在很能说明当时读者的直感，而"石头"云者，原为假托，所以根本不在话下。）（他作此书还是乾隆朝），在周春眼里，曹雪芹的这种提法就无法理解，他说：
全书大旨，及贾氏一门，俱从冷子兴口中叙明。而议论宝玉，所拟古人，拉杂不伦，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 拉杂不伦--这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不能接受、无法理解的证明（注：周春的这个解释，全不合理，雨村在"议论"上，是有特殊见识的，所以由他来讲解"两赋"之理，怎能又说出他口中便"拉杂不伦"呢？这还是受了"好人""坏人"的机械看法的影响。）。
曹雪芹还不可能具有我们所理解的"阶级"这一概念，可是他思想中，毫无疑问，已经时时在接触到这个朦胧而具体的问题了。曹雪芹的"两赋"说，是他最突出的叛逆思想，他对那些不为封建社会所容的"邪僻"性格的人物作了他自己的哲学解释，景仰那些敢于向封建社会对立、反抗的前辈典型，--不待说，他自己当然就是以"两赋人物"自居的。曹雪芹的平等观念，"成败"议论，是他对封建秩序的勇敢的怀疑和攻击。
其次，虽然他所举的实例是自古及今（雪芹时代的"今"）的人物，好像他除了主张"异地则同"之外，同时还含有"异时则同"之义，但是仔细推求他的本意，则实际上是把这一批"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之人"作为那个时期的具有新兴的历史时代思想因素的一流人物而提出的。他以这一惊人的"邪说"提高到哲学认识的高度而"总领"全书，可见他寓有深刻的意义，这比一向为人常常提到的"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人是水作的骨肉"那一"理论"实在重大重要得多，所以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这样的人，虽然生活于"太平无为（？）之世"，却坚决不向"运隆祚永之朝"投靠，甘心离开"光天化日"，埋藏于"深沟大壑"，凭其"摇动感发之意"，来"搏击掀发"，--发奋写成一部《红楼梦》。我们似乎可以说，曹雪芹的整个生活道路，证实了这一点，说明了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理想而度过了他的艰辛但是光辉的一生。
从这个"理论纲领"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曹雪芹心目中最为关注的，是"人"（或者说人物）的问题，而人的出现，他所能发生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他的命运，则尤其是他关切中的关切点。在曹雪芹看来，天下之人可用"两赋"法归纳为"三大类"，其中"修治天下"的"大仁者"和"挠乱天下"的"大恶者"，他都不想正面去写（这并不等于说他对此二者毫无兴趣，漠然于衷，实际上他对此二者思考的恐怕更多更深刻）--因为一写他们这些人，那势必将"红楼梦"改变成为一部"理治之书"，而这种书，曹雪芹一开头就清楚交代过了，他是不肯写的，那种"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的道貌岸然的正言庄论他不想涉笔（他表面理由是"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注：这就说明，曹雪芹写小说也是估计了特定读者对象的本以"市井"俗人、城市百姓为主，而没有想给"高等人士"看。）），他的用意就是要以"适趣闲文"的形式来写自己熟悉的那些"两赋而来"的"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异样女子"，而她们比不上"班姑蔡女"之流，如果"异地则同"的话，倒和红拂、薛涛、朝云、崔莺莺、卓文君相似，但是她们的命运的"册子"都在"薄命司"中存贮。曹雪芹为她们伤怀感叹，立志要传写她们，"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们必当考虑到，在我们整个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写及名媛才女，淑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故事的，何啻千百，但有几个作者是抱着这样的严肃态度、崇高情操，而又站在一种"社会意识"的总高度来对待"女子"问题的？我们读《红楼梦》这部"淫书""邪说"的，首先要体认的正是它的作者的这种异乎寻常、超越往古的思想面貌、精神境界。
说曹雪芹注重写"人"，当然是社会的人，世上没有并无社会生活的人，所以，说文学是写生活，那自然是说人的社会生活，不言而喻。在曹雪芹时代，还没有"社会"这个名词（连带它的概念），但是我们又可以分明看出曹雪芹却正是从社会的角度和关系中去认识了"人"的，因此，他所考虑的"人"，并不是孤立的形象和现象问题，他所实际考虑并且认真深刻考虑过的问题就必然是很多的，否则《红楼梦》就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了。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表达，那么他分明考虑过宇宙、世界、人生、国家、社会、政治、道德、宗教、伦理、制度、风俗，……。他确实考虑得极多，而且似乎想要得到一个哲学的理解和解决。他把小说的开头引到娲皇炼石补大的神话上，"说来虽近荒唐，细谙则深有趣味"，说明了他落笔之先，已然有了一种思想认识，而其中之味，是须要读者细谙才能理解的。
换言之，曹雪芹不仅仅是要传写"闺友闺情"，记述"悲欢离合，炎凉世态"，即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物，而且是要通过这个形式来表达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红楼梦》还曾写过湘云和翠缕主仆二人畅论阴阳的大道理，可以说明曹雪芹不但善于观察事物现象，而且精于思考哲理。他的"正邪两赋而来"的玄思奇论，就是他对事物（包括人）的构成的客观复杂性的哲学认识和解说。世界是由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如果拿曹雪芹的"两赋"论来比照参详，那么不能不说他在十八世纪前期就已然隐约地看到了这条哲学真理，而且用他自己的独创形式对它作了表述。
大家认为，像龚自珍这种写出"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多为稻粱谋"，"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的文学家，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若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从龚自珍等往上追溯，在启蒙思想家中，曹雪芹实在应该列为是卓立在最前列的特别伟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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