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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自幼如何读书上学以及后来如何考取科名、当差作事的详细情况，都已无从考见。我们最多只能作出一些揣测，聊为想象之资而已。 后金的满洲统治主因为形势发展上的客观需要，从很早就开始重视人材的教育和选拔了。天聪五年（1631）就有过凡贵族大臣的子弟自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读书的明令。而在前此两年，并已举行过选取生员的考试。--在最初，努尔哈赤攻占明朝的辽东的时候，最厌恶念书的，凡是俘虏到的书生秀才人等一概加以杀戮；稍后杀戮之风渐减，得有残余；到这时，便从各贝勒以及满蒙等各家家奴中考选提拔，并赏缎布、免差徭：这说明满洲贵族为了统治工作，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需要日益迫切了。入关以后，便完全承袭了明朝科举取士的制度，这是封建朝廷所必然要采取的手段，不待细讲；但是对满洲八旗人参不参加和如何参加科举的问题遂成为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对此始终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变易频繁。这难题的实质不外乎是他们无法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需要，八旗集团、特别是满洲内部，不能不急起直追，竭力向优秀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一方面，由于对汉族文化接受学习的结果势必会引起满汉汇流、满人严重汉化的局面，而满洲封建主，恐对其统治不利，是最害怕他们丧失了自己原来的骑射的技能和"淳朴"的风气的。因此，他们始终找不到一个双全两美的政策，--而历史的发展却在他们的踌躇不定中而快速迈进。 在康熙前期，他们的"淳朴"的痕迹尚有可寻，而在乾嘉时代的满人看来，那些痕迹却已经成为话柄谈资了。康熙皇帝可以说是入关后第一个特别注意培养人材的，他本人就非常好学，所以他身边和周围的人大都是挑选很有文化造诣的，连包衣家奴、侍卫驱走之人也不例外。他在康熙二十四年就曾慨叹"看来内府竟无能书射之人"，因此下令在他"常见"的近处设立书房，专门培养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子弟（注：内府佐领和管领本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前者本为兵弁家丁，后者本为管事家奴。曹家在内务府隶属前一类。），分习清书〔满文〕、汉书，一次就选了三百六十六名官学生（后来又迭有增额）；次年遂设景山官学--这是在顺治元年设立八旗官学之后的第一个专门为内府三旗子弟所设的专学。 雍正继康熙之后，对八旗人材也很注意，增设了很多培养旗人的学校。雍正六年，命令于景山官学之外再设咸安宫官学，在内府佐领、管领下的幼童以及已在官学的学生之中挑选俊秀者，委派翰林、乌拉、满洲人等为教习和"谙达"，分授汉、满功课和弓马武艺。结果选定十三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的学童九十名，于雍正七年正式成立。 我们了解了上述的制度，可以有助于想象、推测曹雪芹自幼接受封建教育的各种可能性和大概的情况。
曹雪芹是雍正六年才到北京来的，那时曹頫已被扣押拿办，家产已经抄没，京中仅留余房及少数奴口，而雪芹本人此时才不过是五岁的幼童，还不到就傅的年龄。这就说明，他在江南时期，即使聪颖早慧，也还来不及受到什么较为正式的教育，而到京以后的家庭情况，也不会还有自请专师的能力。他很可能是就读于族中其他支派下的家塾之中的。就他的放浪性格而看，大约聪明俊秀有余，却不肯勤学苦读，因为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绝不会"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去念死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封建教育中所刻板灌输的那一套东西，根本不发生兴趣。从封建观点来下考语，曹雪芹是个"坏学生"，书并没有"念好"，--在《红楼梦》的最前面不是还留下了"虽我未学"的自供吗？就透露了这个意义。 在此有必要说明一下，那时代的所谓"学"，究竟是什么？ 说到"学"，大家可能首先想到人们常常提起的乾嘉时期的"朴学""汉学"之名，或且以为曹雪芹既然正是乾隆时候的人，生活在这种社会学术风气之下，他之所谓"学"与"未学"，一定也就是指这个。其实大为不然。 第一，以真正汉学言，吴派始于惠栋，惠栋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继之者如江声，生于康熙六十一年，卒于嘉庆四年。皖派始于戴震，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常州派始于庄存与，存与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卒于乾隆五十三年。可以看出，这些"创始"人，除惠氏外，最多的也不过长于曹雪芹数岁而已，他们完全是同时人。而且雪芹年寿不永，反而先于诸学者下世了；在他生时，诸家还都没有十分重要的着作问世；例如到雪芹二十岁时，惠栋才得见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时尚未刊刻，两年后才刻成）；雪芹三十一岁时，脂砚斋已再评《石头记》（乾隆十九年甲戌），那时戴震才不过初至北京，稍为都中人士所知；雪芹四十岁去世之时，戴震因会试不第，居新安会馆，段玉裁才得投札称弟子，往从讲学；到戴氏的《孟子字义疏证》成书与段氏《说文解字注》的始作，那已然是乾隆四十一年、雪芹逝世十余年以后的事了，--不必再多列举，只此已可见其时学人学术情况之大略先后。其时诸家壁垒粗成，流派未晰，所谓某学某派诸名目，那只是此后的人的概念和分析，雪芹生时，人们还根本没有这种认识，而且"汉学"的势力影响，这时也根本未曾打入满洲八旗人的圈子里去，旗人的"学问"，走的全然是另一条路径。 第二，即以"汉学"而论，当时也还远不是像后人所理解的已经取得"正统"学术的资格地位，最多，不过只被列入"杂学"之内而已。那么，什么才是"杂学"所不能拟议的"正学"呢？原来，那就是科举制艺、时文八股之学！比曹雪芹只小了十四岁的章学诚曾记下过那种情形，值得我们重读。他说： 前明制艺〔八股〕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1752-1753〕，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注：《章氏遗书·答沈枫墀论学》。并参看刘禺生《世载堂杂忆》77页："当科举盛行之时，其他诗文谓之'杂学'"。忆《潜研堂文集》年谱中亦有此等例证。按"杂学"一词亦见于《红楼梦》第八回与第七十八回中。《儒林外史》则第三回、第四十六回亦有之，并可参看。）…… 这情况才是当时的一般"念书人"的代表见解；章氏本人在乾隆甲戌年买得一部《韩文考异》，而塾师于举业之外，禁不许阅读他书，以致他不得不"匿藏箧笥，灯窗輙窃观之"（注：同上《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由此可知，在乾隆二十八年就已下世的内府包衣旗人曹雪芹，绝不可能在家塾之中学到什么别的学问，不但连"通经服古"的那种"杂学"（即我们心目中的乾嘉"汉学"）对他是无缘的，就是"诗古文辞"这种"杂作"，也不是在明白许可涉猎之列的东西（注：可参看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余幼时家贫，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一日业师外出，其友张自南先生携书一册到馆求售，留札致师云：'适有亟需，奉上《古诗选》四本，求押银二星，实荷再生，感非言罄。'予舅氏章升扶见之，语先慈曰：'张先生以二星之故，而词哀如此，固宜与之；留其诗可，不留其诗亦可。'予年九岁，偶阅之，如获珍宝：始古诗十九首，终于盛唐。伺业师他出，及岁终解馆时，便吟咏而摹仿之。呜呼！此余学诗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从"六岁就傅"的皇子、八岁入官学的觉罗、十岁入官学的一般旗人、十三岁以上挑入官学的内府子弟等等例子而看，长到十多岁的曹雪芹是有进入景山官学或咸安宫官学的可能的，因为他的资质无疑够得上是"俊秀者"，官学生概由官方挑选，挑着之后恐不容不去，再说官学生不但有公费资助，出学后也有"上进"之路，以当时曹家的情况来说，入官学读书也必然是家长求之不得的好事。 官学的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乾隆时代的文献未易寻觅，但晚清时代的也同样可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教习之勤惰有赏罚，学生之优劣有进退，岁颁巨款以为俸薪、束修、奖赏、膏火、纸墨、书籍、饮食之费，于是官学遂为人材林薮，八旗子弟无虑皆入学矣；至近数科，每一榜出，官学人才居半。--然费如许心力所造就者：举业耳；于学之实，固无当也！"（注：震钧《天咫偶闻》卷四。关于官学的制度，可参看《啸亭杂录》卷九"八旗官学"条。） 曹雪芹能对这样的"教育"发生兴趣吗？
一方面，他绝不会发生兴趣；另一方面，又必须去走这种封建制度给他安排的路途。这里便又发生了他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我们读一读《红楼梦》，里面所反映的贾宝玉不爱读"四书"、深厌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见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无与高下，也是无从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却记下过他是"贡生""举人""孝廉"等说法。"孝廉"，就是"举人"的别称（虽然清代确曾举过"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举人和贡生二说中，我以为后者较为接近事实（注：贡生说见于梁恭辰《劝戒四录》卷四，时代较早。举人说晚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三亦取贡生说。）。但也还不敢遽作定论（注：朱南铣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释》据《八旗通志·学校志》中无雪芹之名，因此断定"曹雪芹不会是一个贡生，但也许……是生员，故志书不载。"但又说：梁恭辰的话"殆系得自其父亲梁章钜的座师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满洲正黄旗人，曾充上书房总师傅，管理右翼宗学，并两次管理内务府包衣三旗事务），"玉麟有机会接触内务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档案，此说谅有一定的真实性。"）。 总的看来，有一点是明显的，曹雪芹因为封建力量的驱迫，少年时不得不去走科举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只不过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后，便"不干"了。 不过，谈到这一方面，也还是不要忘记历史，只凭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说曹雪芹对科举这种东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错，但这又并不等于说他一定就拒绝参加科考。他在小说中嘲笑"进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来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层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谁行谁不行，大抵怀才之人没有不想使其所怀得有表现的机会的，而在科举时代要想显才也只有应考一条路可走，所以那个时代的才士，尽管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却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而乾隆时候，恰好又是对满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务府人员的报考问题，控制得异常严格，不让他们有显扬才名的余地（注：参看《红楼梦新证》页731-732。）。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当敦诚后来提到雪芹时竟会说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怜我"的话。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就会指责说，敦诚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当然，曹雪芹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杂学"的道路。他所选定的，是"杂作"的道路，甚至是比"杂作"还"低级"得多的、为人所不齿的道路--写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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