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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知于雪芹生平事迹的极有限的点滴之中，宗学的关系毕竟要算比较重要的一点。今姑照"宗学任职"说略加论析。 曹雪芹虽然是正白旗人，而其当差所在的宗学却不是北京东城（白旗属左翼，居东城）金鱼胡同（后移史家胡同）的左翼宗学，而是在西城西单牌楼以北的右翼宗学。这是因为他在宗学只是做事，并不必像学生要按本旗该属的哪一翼来入学。然而他之所以进入右翼宗学，也必然有其引绪。大概不是因为介绍他去的那个在宗学管事的人本来是住在西城或本属右翼四旗的，便是曹雪芹本人此时住家已在西城：两项原因应居其一，或是兼而有之。 右翼宗学从一设立，就在瞻云坊（俗称西单牌楼）以北的大街路东的第四条巷子：石虎胡同。那所房子来历很久远：在明朝先为常州会馆，后为太师周延儒的故府；入清以后成为吴三桂之子额驸（即俗称驸马）吴应熊的赐第；康熙十三年四月，吴三桂起兵叛清，因此应熊不久"赐死"，此府当即撤废，后来沦为右翼官房；到雍正二年，就在这里设立了右翼宗学。--大约到乾隆二十一年或略前，右翼宗学迁往瞻云坊以南的绒线胡同，原来的旧址成为裘曰修的赐第，--那就已是后话了（注：参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裘文达文集·行状》、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四《题裘漫士少宰苑东寓直图》（丙子诗）第四首及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石虎胡同"条；又后者"宣武门大街"条云："右翼宗学，旧在瞻云坊北，今移绒线胡同。"按瞻云坊北，即指西单牌楼以北的石虎胡同。）。 曹雪芹因在宗学，便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敦敏、敦诚兄弟二人，--只因他们两个，我们才得以知道了雪芹中年以后的一些概况。 敦敏，字子明，号懋斋，生于雍正七年（1729），比曹雪芹只小了五岁；卒于嘉庆元年（1796）以后。敦诚，字敬亭，号松堂，别号慵闲子，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比曹雪芹小了十岁；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两人本是胞兄弟，父亲名瑚玐（1710-1760），但敦诚在十五岁时出继给叔叔宁仁为嗣了。他们是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第五世孙。 为了更好地了解曹雪芹，必须对他这两位宗室朋友加以了解，而为了了解这两位宗室，又必须了解一些其他的事故，所以我们这里要提起一些老事和"旧账"。 原来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兄弟五人，三弟名舒尔哈齐，最为重要，在明朝人的口里曾和努尔哈赤并称为建州都督，朝鲜史料中也并称，而以"老哈赤""小哈赤"别之。可是努尔哈赤与弟不和，疑其有二心，竟先杀其两子，复禁锢其本身，最后终于杀死了完事（后来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又以十六款罪状杀了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努尔哈赤自己有十六个儿子，最喜爱的是"大福晋（忽刺温之嫡裔乌喇贝勒之女）"所生的三个：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努尔哈赤属意于第十四子多尔衮，想传位于他，不想后来第八子皇太极谋得了皇位，逼死了那位乌喇母妃殉葬他父亲。皇太极既死，以多尔衮和舒尔哈齐的第六子济尔哈朗同为摄政，"扶保"他的幼子福临（顺治）为帝。入关前后，多尔衮弟兄三人功劳最大，也威权最盛，不但导致了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系派之间的磨擦冲突，而且也引起了皇太极系的疑嫉，因此福临亲政之后，就假手于济尔哈朗，伺隙向多尔衮及其弟兄系进攻。阿济格本来就不忿皇太极抢得皇位的事，因此当皇太极一死，他就和多铎力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未允；及顺治七年末，多尔衮猝然病亡，阿济格就又要乘机行事，夺取皇位，结果为济尔哈朗等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别家（仇家）作了奴隶。八年十月，阿济格因坚决反抗这种迫害，竟要设法点火烧他那座牢狱，又企图用刀挖掘地道越狱，为监者告发，"赐"自尽（注：谈迁《北游录》，对阿济格之事有极生动的纪载，为当时亲在京师的见闻，可参看。）。 这就是敦敏、敦诚的"家世"来历。
至于多尔衮，虽然身死，势力犹在，所以也不能幸免，转年二月便宣布"罪状"，削夺封典，籍没家产，党羽都遭到穷治。--这又就是曹雪芹之始祖的旗主的下场。 所不同的是，曹家经过这次大事变，反而得以随了正白旗转为上三旗、并入内务府，又因了孙夫人是康熙保母的关系，得以享有了六十年的"全盛"，直到第二次大事变--雍正夺位时，这才遭了殃；而阿济格家，除了康熙元年曾将他的次子博勒赫复还宗室，追封镇国公以外，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将他的第三、第八、第十、第十一诸子各支赐给觉罗红带子、附入玉牒；博勒赫一支，即敦敏弟兄的高祖，是唯一封公的，可是到雍正年间，应该袭封的经照（敦诚的叔祖，过继后的祖父）和恒仁（字月山，敦诚的叔父）也因"不应封"而夺爵：这就是说，他们家蒙"皇恩浩荡"，才仅仅得以从"庶人"恢复为"天潢"，但又因和年羹尧是姻亲而陷入了党祸，连身嫁年家多年的姑奶奶也勒令返回娘家，那地位也不过是"宗室平民"而已，远不能和其他非王即公的显贵宗亲相比肩。 犹有甚者：其实这种宗室有时连"平民"也不够，只是一种"宗室奴隶"。对于清初的那种制度，后来的人很难想象，很多的历史情状没有记载便无人了解了，如清代一位宗室描叙："国初宗室，不如是之尊也，凡下五旗（即八旗中除去厢黄、正黄、正白三旗的其余五旗）宗室，俱隶本旗王公包衣下当差：护卫、典仪至披甲（当兵）护军不等，出则为之引导，处（chǔ）则为之守护，且有挑为'哈哈珠塞'（满语幼童侍役）日供扫洒、侍巾栉者；无论叔、伯、兄、弟，本旗王公俱奴视之；其挟嫌者、或有谋不遂者，日以鞭挞从事，其苦万状，其贱无伦！"（注：奕赓《佳梦轩丛着·管见所及》。）雍正因为要削减宗室王公的势力，才下令将王府包衣佐领下的宗室置之"公中"（实在是皇帝势力内）当差效力，不许该王公私行使令；据说诸宗室这才"幸出水火"，但这仍只是稍高一级的"宗室奴隶"；直到乾隆四十七年，闲散宗室一律赏给四品顶戴，于是一时宗室才得"冠而冕之，堂且皇也。--诸王公又日益自谦，每于广众中见本族叔伯，必曲膝参见（按家人辈数请安行礼）：百数十年来凡从前之引导者、守护者、侍巾栉者、应扫洒者、奴视而鞭挞者，俱施施（yī）然与诸王公分庭抗礼矣！"（注：亦见《管见所及》。） 由上段叙述，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图画。敦敏、敦诚和雪芹交游时代，上不及被奴视鞭挞，下不及"冠冕堂皇"，而核其家世实际，尚远不及曹家的门庭显赫。尽管他们的历史身份悬殊，却又同样有过奴视鞭挞的惨痛经历，同样由于皇室内部矛盾而遭到残酷的迫害。敦敏借咏柳的题目，说出"龙舟南幸人安在，汴水东流路正长""忍将上苑飞花种（zhǒng），空付离宫乱草中"的话（附按：他弟弟敦诚看了后两句，深恐不妥，就提笔代改为"新晴嫩绿离宫里，翠色和烟上苑中"（变为十分含蓄隐晦了），抒写他的"触忤心情类转蓬"；敦诚和哥哥联句，有"世味薄于纱，境遇冷如雹"的感慨；他们看不上那些"长安俗子笑拍手，轻肥驰过五陵东"的贵盛之流，表示"纨袴侈轻肥，布衣甘朴素"；他们当然也有时不免"热中"一番，但不久就自悔"胡为不自量，磊落负怀抱？"明白了"真妄判荣辱，静燥分拙巧"的道理而决意"从此恋云林，谋生非草草"了；敦诚甚至借《题枯林系蹇（驴）图》的题目而写出"忍使羁縻老此生，东家俯首一长鸣。阿谁为解青丝络，风雪教他自在行！"的感慨沉痛的句子1他也能模糊地看到阶级的不平而寄同情于穷苦人民："去年大水秋无■，田家卖牛供寒饥；今年地湿宜麦陇，可奈无牛更无种（zhǒng）！拆屋买种借牛耕，春寒露处（chǔ）何为生？--君不见城中大半闲手足，妇着绮纨男食肉！"（注：以上所引诗分见敦敏《懋斋诗钞》与敦诚《四松堂集》《鹪鹩庵杂记》。后不一一备注。）重要的是，城中的这些鲜衣美食的"闲手足"，绝大部分正就是八旗特权阶级。 由此可见，曹雪芹之所以能和敦家弟兄（注：八旗非汉姓人的习惯，署名称名皆不着姓，而为了方便，只将名字的第一个字假借为相当于"姓"的"领称"。如傅恒，本姓富察氏，而称为"傅公"、"傅相"、"傅文忠"等等。这是历史上的特殊事例，虽本不通，但相沿如此。"敦家"云云，仿此。）成为好友，是他们气味相投，谈得来，--也就是说，他们的遭际、生活和思想感情当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作为友谊的基础。他们之间固然不能尽同，有很多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比起共同的东西来，是不如共同者重要的。他们同是牢骚愤激，不平辄鸣（当然方式不一样），同是由于首先经历、认识了"小政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丑恶才擦亮了眼睛，进而有可能认识"大政治"（整个社会不平）的黑暗。生活在距离我们二百多年前封建社会中而出身于统治阶层的曹雪芹和敦家弟兄，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倒真是难以理解的了。所以，从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间来研究、理解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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