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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举上述的例子，是想说明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的确是下了功夫，读了许多书。假如说争鸣的对方有一桶水，那么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否也有一桶水，争鸣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尽管作家审美视角与学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只要是学术研究，就为争鸣铺垫了好的前提。
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批评
理性原则是学术批评的规范。也就是说理性的学术批评，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只批判理论本身；批评该思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批评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评其学术思想对该领域和社会的影响等。我在1998年曾发表过一篇评论红学家胡文彬的论文，其中特别写了一节关于学术争鸣的问题，对今天我们红学界的学术批评仍是有意义的。摘引如下：
红学界的 “霸气”主义早已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胡先生指出：他们“只准别人附和，不准另有异议，缺乏学术上的民主作风，大搞红学界内的‘霸气’主义，结果是谁也压服不了谁。相反扩大了矛盾，加深了隔阂，从学术之争发展到不正常的人事之争。还有的人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横扫一切，全盘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以为自己最革命最正确。凡此种种由来已久，至今尚有余风。”历史上像这样“风”刮得最典型的莫过北宋古文运动后期。王安石当政废除诗赋取士而改试经义，并把自己主持编写的《三经新义》，以及他那部《字说》作为学校教材，致使文坛一度沉寂冷落。苏东坡继承欧阳修为端正文风而斗争的传统，对王氏新学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锐的批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为匡正文风，敢于力排时俗，直言相争，但并不由此贬低王安石，反而明确指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王安石也并没有因苏东坡的批评而引起彼此之间意见抵牾，而构怨积恨，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相反，在苏东坡落难时，爱才心切，胸无芥蒂，出于公心，相助于危。而当王安石罢相后，苏东坡路过江宁，拜访王安石，两人聚会金陵，同游蒋山，留连累日，唱和诗文，倾注友情。古代有苏东坡、王安石如此高尚的人品，近代有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相争，但彼此推崇，共创新文化。从古至今学术之争是必然的，但讲究人品的高尚则是一贯的。所以红学界特别应当“提倡理解和宽容，对人要理解、要宽容，对学术也应该如此。”这是胡先生在其着作中多次讲述此问题的期盼吧。⑥
回顾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论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学术见解不同之外，他们执着于学术探讨，营造争鸣的友好氛围，体现崇高的学者风范，都实在令人赞赏和钦佩。不能不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素养、学习他们理性的范式、追崇他们为人的道德。
（一）学术观点的分歧
1917年1月辛亥革命元老、着名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胡适于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胡适在北大，颇为蔡元培所倚重。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杀青后，蔡元培亲自为其作序，并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的出版为胡适在中国学术界赢得了声誉。他们两人的交往更为密切，除经常见面外，还不断书信往来，彼此关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蔡元培对《红楼梦》研究非常认真。《石头记索隐》一书，虽然不算太长，只有四万多字，但他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是一部倾注心血的结晶。1917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是民国初年风行一时的一本“索隐”性质的红学着作。
《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把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同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如以贾宝玉影射胤礽，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刘姥姥影射汤斌(潜庵)，等等。此外，他还将其索隐派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总结出了一套索隐的方法，即他本人所说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⑦。经过这种索隐法梳理之后，正如蔡氏本人所言：“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
针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观点，1921年3月27日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 文章写成后，他还亲自送给蔡元培，听取意见。《红楼梦考证》批评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红学” “走错了道路”，是“绝无道理的附会”，是猜“笨谜”，“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我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⑧
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时，校长蔡元培正在国外考察教育。蔡元培将如何对待胡适的批评，是胡适和许多学人关注的事情。1921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大，胡适将刊有《红楼梦考证》的亚东版《红楼梦》送了一部给蔡元培。蔡元培复信说：
《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⑨
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写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同样，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胡适听取意见，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⑩
（二）学者的风范
蔡元培和胡适二人辩论内容本身存在着分歧，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我们姑且不论，仅就双方的态度和方式是在平等友善、随时沟通的气氛中进行，不失学者的风范，就令人钦佩不已。
胡适在《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中，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来表明自己论辩时的态度和立场：
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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