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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
贾 舒 颖
采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以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的很多观点与自己相左而激愤、拍案或者破口开骂，只是平心静气地、逐条析理地将其中的主要漏洞、谬误向人娓娓道来。他说，要想完整详尽地指出刘心武有关《红楼梦》的全部问题，肯定会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不是几句话可以尽述的。所以，还需要广大读者和观众，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媒体和什么样的人物，都抱有“辨别”的精神，即便没有求证的工夫，比之全盘接受也要强得多了。
一、 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五大误区
“想当然尔”，存在于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立论与求证的诸多环节之中。“他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孙玉明对记者指出了刘心武的许多谬误，比如刘心武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礽那里，胤礽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个所谓的姐姐，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关于曹家的史料，还是有关宫廷的记录。但是他就认为有这么个人，并且四处宣讲，这就可谓“想当然尔”。接着刘心武又说，在史料中查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看不到了。以为查无此案就可借以开脱。
第二是“生造”的问题。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有些是没有回前诗的，因为《红楼梦》是作者未完成的稿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补上”。这可是很滑稽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都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虽然有了回前诗会对刘心武自己的学说非常有利，但是回前诗这种实实在在的东西的确不是生造就能出现的。惟有一个版本的第七回篇首，有类似诗的几句话，但那并不是回前诗，而是别人的批语，是脂砚斋或其他评论者的评述。仅凭这个就将一百多回的《红楼梦》造出回前诗来，很有些不可理喻。
治学不严是刘心武的第三大问题。比如被他用来佐证自己论点的《红楼梦》批语就常常被误用。“《红楼梦》的批语是非常复杂的，每个研究《红楼梦》的人用起来都要谨慎。《红楼梦》早期的手抄本上，大多数都有批语，这是咱们中国小说、戏曲的传统批评形式。大量的批语是没有署名的，寥寥的批语署名了，有的是脂砚斋、脂斋、脂砚，还有别的评家，比如畸笏叟、棠村、松斋等等，以脂砚斋为主，所以大家简称它们为脂评。再有，各种版本皆是后人转抄，不是原稿，肯定有失误、有错字；很多后人转抄的时候，又加上了批语……所以‘脂批’很复杂，谁用脂批都要小心，不能随便就定评的。可是刘心武却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的，都当成脂砚斋的东西。同时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刘心武说，‘过去称女士也可以为先生，比如冰心。’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也许我孤陋寡闻，在五四之前，哪一部着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刘心武下如此评断，其用意又如何呢？”
研究《红楼梦》还需要许多历史常识。比如刘心武对于给秦可卿看病的医生张友士是太医迷惑不解，从而大做文章。他觉得张友士一不在京城，二不在太医院，怎么可能是个太医呢？那是因为刘心武还不大明白“太医”这个称呼在历史上的沿革。太医最早指御医，是皇宫内诊治病症的医生，到了宋元以后，为了表示尊敬，普通的医生也都叫太医了，翻阅《西厢记》、三言二拍，他们就经常请太医。其实就是请个大夫的意思。所以，为了解释张友士是个太医而附会上的那些理由，那些历史影射大可以不攻自破了。
人之常情其实也应该是刘心武解读时多加思考的一个问题。“刘心武是一位作家，他应当知道写作的规律，如果一部作品是随意拼插着完成，今儿写第十回，明儿翻回来写第一回，后儿又跳到第三十回，那样只会令情节混乱，人物性格模糊，何况一部《红楼梦》洋洋洒洒七八十万字，上百个性格各异的人物！然而刘心武就论断《红楼梦》是拼插着写就的。还有，如果《红楼梦》处处都埋藏着谜，连一个药方都要辗转三次联想而得出隐藏的意义的话，那么曹雪芹哪里忙得过来？他难道不会担心谜解不开而使心机尽废吗？！”
孙玉明认为，学者和小说家还是有一条严格的分界的：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百家讲坛》，让刘心武从一个小说家变为一位做学问的学者，小说家与学者遵循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则，前者需要虚构、夸张、想像，而后者则需要实事求是、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刘心武提出的‘学术小说’的口号，对于小说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对于学术是不是有些不严肃了呢？
“刘心武是我很喜欢的小说家，他的《班主任》、《公共汽车咏叹调》、《钟鼓楼》等作品我都曾经拜读，我由衷佩服他的想像力和表现力，但是治学又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学术必须有科学的印证。尤其您登上传播面积很广泛的媒体的时候，自己的见解变成了对众人宣讲的‘知识’的时候，更要负起责任。”
二、 由来已久的论争和逐年安静的舌战
《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借假雨村言讲述故事的小说，自从它诞生之日起，猜测和研究“隐去的真事”就开始了，各家各派百家争鸣，其中不乏激烈的论争，其中就有新索隐派。“虽然刘心武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新索隐派，但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确与之脱不开干系。他们用谐音、拆字、猜名等手段来索解，通盘考虑为我所用，对自己有用的就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往往被抛开视而不见。”
借助本刊，孙玉明想要作出一个说明，红楼梦学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有些人责问我们，为何对一些离谱的言论不闻不问？可学会只是一个民政部管理着的松散的群众社团，所以，对于五花八门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管理。”以前，学会也对一些影响广泛的言论进行过批驳，或者在学刊上发表相应的文章，或者举办研讨会进行集中论辩，但是严肃的学术论证过后，竟然有人用“压制、围攻、打击”来评断他们，甚至出现了可笑的“在朝、在野”这样的词汇。
“记得前几年霍国玲姐弟的《红楼解梦》影响很大，他们接受媒体采访，又到北大讲座。他们说： ‘我的东西没有一个红学家反驳，说明我这个是正确的，我相信，他们驳也是驳不倒的。’他们的观点是，《红楼梦》中隐去的历史是曹雪芹与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恋爱，而他们合谋杀死了雍正皇帝，也是新索隐派的论调。学刊就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反驳文章，当然，有些言词比较激烈，比如我的那篇《想入非非猜笨谜》，当年蔡元培写的《石头记索隐》，胡适就写了反驳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套用了，里面也有‘无稽之谈’这样的评价。学刊出不多久，外边的文章就来了，说什么‘围剿、围攻’，所以这些年我不大愿意参加论争了。
“近年来，有关《红楼梦》的言论显得更加五花八门了，有很多观点本身站不住脚，你不反驳呢，他在大肆宣扬，你一反驳……我认为这些是学术界不规范的现象。”
孙玉明认为，研究《红楼梦》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红楼梦》文本的阐释。第二个层次是对作品的鉴赏，把自己解读时候的感受分享给别人，这是一种再创作。第三个层次，是学术型的，在这个层面上，就需要严谨的考据。“我们考据的是历史。虽然历史不会重现，但是我们可以凭借事实依据来说话。首先要找论据，有了大量论据出来，梳理分析，充分论证，这样才能使得论点立住脚，并且孤证不为证，要两条以上的证据，当证据与证据之间有矛盾的时候，需要谨慎地辨别对错，最后谨慎结论。我想，这才是科学的规范的红学，才是红学作为一门学术科目所应当发展的方向。”
来源：《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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