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理家大约从三方面下手:节流、开源、除弊。其所得的成绩似乎不大,范围也还小,以作意论却又不能算小,记得从前戏上说过,北京城好比大圈里套着许多小圈儿。《红楼梦》的典型环境也可以借用这层叠的看法。其外围一层且不说,大的圈儿为东西两府,再小一圈是荣国府,而荣国府中有一个大观园。探春的政策自然扯不到东府,即以西府论,亦尚不离“内壶”的范围,影响也是局部的。但在十二钗所处的大观园内,却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革。书中回目对此褒扬备至,称为“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识宝钗小惠全大体”。于第六十二回又借了书主人宝黛的对话作为重要的舆评:
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止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六八八页)。
照黛玉的说法,“要这样才好”,当亦认为这是深悉利弊,救时之良策。探春以一个女孩儿就想做这倒挽末运的大事业,不管怎样,总是难得的。作者的赞美固为恰当。——话虽如此,她成功了没有?我看也没有。而且后回园中有许多事都从这“新政”上生出来的。如第五十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芸轩里召将飞符”,以采撷花草而生冲突,即因一花一草以可生利而有人管理之故。又如第七十三回记大观园中抽头聚赌,“有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输赢”(八一八页)也未必不由于婆子们收入增多之故。大观园经过整理后,自有一番新气象,而已非复当年承平光景矣。作者之笔移步换形,信手续弹,不知不觉已近尾声了。
凤姐和探春都在这样的气氛里主持荣国府中家政的。按说凤姐之为人其品行学识不如探春远甚,干才或过之,而书中说:“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五九八页),是亦在伯仲之间耳。书中褒探春而贬凤姐,本来是对的。我们却觉得对凤姐的批判似乎还不够。凤姐的劣迹,小之则如以公款放高利贷,大之如教唆杀人,书中并历历言之不讳。第十六回开始,总提了一笔:“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记。”(一五○页)许许多多的罪恶都包括在这“也不消多记”五字里面了,这样是否够呢?书中用了顶出色的笔墨来写她,有什么理由呢?此盖由于作者悲惋之情过于责备之意,恐是他的局限性所在。但若笼统的称为局限,却也没有什么意义。
以“怀金悼玉”主题的关系,作者对于十二钗每多恕词,原不止凤姐一人,但凤姐的情形比较特殊,故尤显得突出。所谓批判的不够,意谓掌握批判的尺度过宽了,也就是恕词过多的另一种说法。我以为批判的尺度假如符合了当时封建社会与家庭的现实,就不发生宽窄的问题,也无所谓局限;若以作者的个人感情而放松了尺度,这才有过宽的可能和局限性的问题。似乎应当采用这样分析的看法,不宜笼统地一笔抹倒。
从基本上说,封建社会里的女子都是受压迫的,被牺牲者;但她们之间仍有阶层,上一层的每将这高压力以一部分转嫁到更下一层,所谓“九泉之下尚有天衢”。本书表现这情况很清楚,如晴雯受尽了压迫,却又在压迫那些小丫头,如她对于坠儿。凤姐是荣国府的二奶奶,其作威作福自非晴雯之比,若说女人的身份,她亦是受压迫的一个人。本书把她放在“怀金悼玉”之列本来不曾错,如其情感过深,则未免失之于宽。如《红楼梦曲》第十支云: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第五回,五六,五七页)
这般一唱而三叹,感伤的意味的确过分了一些。对凤姐若如此惋惜,奈地下含冤之金哥、尤二姐等人何!再说,作者以探春凤姐为支撑残局的英才,好像亦说得通。实际上,这盛衰之感,“末世”的观念,皆明显地与批判的现实主义、《红楼梦》反封建的倾向相矛盾的。
对于凤姐的看法大致如此。以本书未完,作者最后对于她怎样描写今不可知。就八十回论,批判或者不够,就一百十回批判或者够了——还是更不够?脂批说她,“回首惨痛,身微运蹇”,回目又有“王熙凤知命强英雄”[36],是否有诸葛五丈原之风呢?
其次,就成书的经过说,先有《风月宝鉴》而后有《金陵十二钗》。凤姐当然是《风月宝鉴》里主要人物之一;因她事连贾瑞,而贾瑞手中明明拿着一面刻着“风月宝鉴”四字的镜子。但同时,她又名列“十二钗”,其情形与秦可卿相仿,则褒贬之所以看来未尽恰当,未尝不和本书这些情形有关。《宝鉴》书既不传,自只能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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