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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重考证之学，但学人文士们也不是什么都考，对待经史子集、名物制度与对待稗官野史、适趣闲文的态度截然不同。小说本来就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轻视，何况《红楼梦》又属多次被朝廷诏令列入应予禁毁的“淫书”，这是应该想到的。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历来野史总是只写古人、死人或别人的事，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家庭兴衰遭际、悲欢离合和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作为素材来编故事、写小说的。（《红楼梦》在我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也在于此。当然，还有他坚持“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理想）所以，作者的思想、经历、家世等等是从来不在考据范围之内的。《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哪一部小说不是作者弄不清的？或者有哪一部小说的作者是被乾嘉学者认真考据过的？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上作者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人，与关云长、李逵、孙悟空、西门庆都没有什么关系，反正这些人物原型，绝不会是作者自己或他家里的人。以为只要关涉到作者及其家事情况的话，都会被看成重要材料，都不会被“弃置不顾”，这是把“五四”以后才有的新观念，甚至是今天的文艺创作思想加到乾嘉时代的人的头上去了。乾嘉学风对红学不是没有影响，而是影响很大。只是因为时代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局限，使他们想不到小说还能写自己，曹雪芹竟敢暴露自己家庭的种种丑闻（虽则都是变了形的、以假存真的），总以为是写别人的事，因怕得罪人，故将真事隐去。这样，他们一开始就落入了“迷津”，于是以为写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爱情故事、纳兰明珠家事、金陵张侯家事、和家事、傅恒家事、宫闱秘事等主张纷纷提出，不一而足。在这方面他们还真引了不少史料，作过一番站不住脚的考据。“五四”前后，西方文化迅速传入，小说观念、创作观念都革新很快，对《红楼梦》的理解，才得步入正路和加深。乾嘉学风的积极面也因此而才得在红学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于是有了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一批学者考证《红楼梦》的可喜成果。
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明欧阳健的想象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以为清代会有人去冒充“与雪芹同时人”而宣称“事皆目击”，不管是不是所谓假托脂砚的刘铨福。不，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没有人相信书中所写是作者自家事，根本不存在想证明这种关系的需要，造出来又能吸引谁呢？程伟元说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是指大家迫切需要读到这部写得妙极因而可卖大价钱的奇书，但并不关心作者是谁，所以“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红楼梦序》），连程伟元自己也不清楚。由于书只有八十回，大家非常想知道八十回以后的故事情节，所以有清一代，凡伪托原着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续书，手法也笨拙得可笑，如书前加“雪芹母札”或干脆叫《林黛玉日记》之类，而绝没有另造前八十回文字或伪托知情者加批语把书中所述与作者经历、家世联系起来的事，因为红学中这种看法还没有形成。孙小峰读甲戌本，并没有不信其为“真本”，也没有怀疑刘铨福所说的“脂砚与雪芹同时人，目击种种事故，批笔不从臆度”（这些都是可以从脂评中知道的）的话，却熟视无睹，并不觉得它特别重要，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他头脑里装着的还是纳兰家事。二、文字问题
文字是判别版本早迟及其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但判别工作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尺度去衡量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对《红楼梦》这样传抄过程十分错综复杂的本子来说，尤其是如此。比如某句话、某个字A本是对的，B本是错的，它们间的早迟可能得出两种相反的结论：一、原来是对的，后来再抄时抄错了，则A本早，B本迟；二、原来是抄错的，后来再抄时发现了，改正了，则A本迟，B本早。所以判别其早迟，得分析具体情况，视其可能性之大小。再就原来对的、后来抄错这一情况来说，反映在版本上仍可能出现非单一现象。比如有A、B、C三种本子，各代表着抄本时间的早、中、晚，那么它们的情况不但可以是A对、B对、C错，或A对、B错、C错，也可以是A对、B错、C对。为什么会有最后一种情况呢？因为传抄并非单线相承的，即并非A被B抄，B被C抄；可能B、C都抄自A，早抄的抄错了，迟抄的反没有抄错。这只是大大简化了的道理，实际情况远比它要错综复杂得多。比如，一、较早的底本原不止一种；二、一种底本被不同对象借抄或多种水平不一的转抄本；三、一种抄本用几种早迟不同、水平不一的底本抄配而成，或互参几种底本抄成等等。总之，判别版本的早迟，弄清其发展演变的渊源，需要做大量综合考察、多方比较和潜心分析的研究工作。不少《红楼梦》版本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花费了许多精力，弄清了大体情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欧阳健无视这些宏观存在的事实，为独创其程甲本是现存的最早版本这一怪论，他把几种本子的一些有异文的句子排成长长的表，企图通过其正误优劣的比较来增强其立论的可信性，这纯属是一种对《红楼梦》版本问题缺乏常识的简单化做法，是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可言的。再说，这样写论文也太方便了，因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本》一书已经把现存的十余种本子的异文全都列出来了，你根据自己需要选些例句，抄成表还不容易？它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得看用这些例句想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所论述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欧阳先生讲的道理究竟怎么样。
甲戌本第一回写顽石下凡，比其他诸本（当然也包括程甲本）多出四百二十余字。研究者曾据脂批提到删去天香楼一节所减少的字数、页数，推算出甲戌中的底本每页的字数，谓诸本最初依据之本在过录时恰好漏抄了双面一页，这结论是可信的。因而在这一点上，甲戌本就很有价值。这一段文字写顽石求二仙携带下凡，二仙事先提出警告，劝他别去，顽石不听。从情理上说，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像诸本所写那样，二仙主动提出要带它去，岂不等于诱骗石头下凡，哪能是作者的本意？但欧阳健却认为这四百余字是“甲戌本的妄加”，对其评价是“简直粗俗不堪”。你说精彩，他说粗俗，你说很妙，他说不堪，这不大争论得清。还是看欧阳健提出的理由。他说了三点：
其一，“二仙师居然对红尘中荣华富贵称羡不已，而石头更是凡心大炽、欲到富贵场温柔乡享受几年的俗物，都与全书的基调相格。”说一僧一道称羡荣华富贵，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段文字根本没有那样写。其实石头思凡，又不是这四百余字中独有，小说接着就写僧答应带他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这不是在说僧人之言正中石头下怀吗？此回中还说“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不也是同一个意思吗？再有写宝玉神游太虚境而生“邪”思，“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如此等等，欧阳健居然都视而不见，硬说这样写就是“俗物”，就“与全书的基调相格”。我不知欧阳健心目中的小说主人公该是怎么样的圣洁人物。
其二，“前文既已交代此石经过锻炼，‘灵性已通’，但此段又说‘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前后矛盾。”我初读《贵州大学学报》时，疑惑排字工人排错了，或者欧阳健一时笔误，才出现“性灵却又如此质蠢”这样完全不通的话。后读《复旦学报》，欧阳健另文中又说：“说石头‘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已与上文‘灵性已通’矛盾”。这才完全排除了排错和笔误的可能。原来欧阳健读不懂《红楼梦》的字句，把一句并不难懂的话，读了破句，又解释错了。小说原文是：“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用现在通俗说法，即：“如果说你聪明灵巧，可是你的样子又长得这么粗大笨重。”是说他的外表还不能与其内质相称，所以才要变化其外形，欧阳健竟把上一句中的“性灵”二字硬割下来，安置在下一句头上当主语，曲解成“头脑（或心灵、智力）却又如此之愚蠢”，以便指责其“前后矛盾”。“性灵”者，即所谓“灵性已通”也，不是名词，不能解作智力、智商；“质蠢”者，形象粗大丑陋也，此“蠢”字，不作愚蠢、弱智解。——我要像教学生那样逐字逐句地解说，确实感到丧气。连这样的句子都读不懂，居然敢讥笑别人“粗俗不堪”？我不知道究竟是曹雪芹“不堪”还是妄评者“不堪”。
其三，“程甲本写……僧道来到青埂峰下，‘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甚属可爱’，便托于掌上。在石头的外观和大小之间，加一连词‘且’，文从字顺，十分自然；而甲戌本中，石头是那僧大展幻术，‘登时’变成美玉的，这本是一刹那间完成的过程，根本不需经过‘变成’、‘缩成’两个阶段，‘且’字就完全不通了。”这又是误解句意而生出来的歪理。甲戌本写石头变美玉哪里有什么“两个阶段”，它只是说石头在那僧大展幻术下，质地和大小两个方面都变了：由粗糙的石头变为莹润的美玉，用“变成”；由大变小，用“缩成”，中间用“且”字连接，表示同时完成，一点也不错。比如我们说“歌且舞”，就是边唱边跳，而不是先歌后舞“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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