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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专门论析《红楼梦》中的“性爱”的小书。
孟子说：食、色，性也。这个“色”，是指“从生物基础里生长出来的一种男女之间感情上的吸引力”。“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物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延续、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是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形成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男女关系态度的两重性。”（费孝通《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
中国历朝历代无不处于这种对待男女关系态度的双重矛盾之中。而采取的做法是全力禁锢两性之间的“人之大欲”，抹去其鲜活的绚丽的情感要素，单单留下繁衍种族的生殖作用，于是性压抑的普遍存在与性歧变的屡屡发生，于浩繁的典籍中，时可见到零星记载。
文学家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来得更为敏感，爱情一直是一个常写常新的主题，即使是“性”也千方百计地予以涉及，当然，诗词歌赋中也多写男女之间的性意识性心理，但系统地艺术地描写“性爱”，大概要首推《金瓶梅》和《红楼梦》了。据我看来，《红楼梦》所描写的“性爱”，含蓄，高雅，但并不“道学”，表现了曹雪芹对“性爱”的种种见解，若用现代的心理学、生物学、性科学来予以观照，会惊叹于曹氏的体察入微和博学渊识。
正因为其博学渊识，以及描写的含蓄与高雅，《红楼梦》在“性爱”方面便留下许多让人探寻的地方，研究者必须依照那隐隐约约的“草蛇灰线”，去勾勒曹氏关于“性爱”方面的题旨。加之“性爱”这个题旨历来讳莫如深，谁都怕染上“诲淫诲盗”的名声，或避而不说，或说得“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限度，故关于《红楼梦》中的“性爱”至今论析得并不深入与广泛。
对于《红楼梦》中的爱情倒是谈者不少，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清代的一些达官贵人，如梁恭辰、陈其元、余治、丁日昌等，皆责骂此书为“淫书”，“盖描写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若从反面理解，那就是《红楼梦》毕竟具有许多“性爱”的内容，使道学家们视之为洪水猛兽。汪精卫则持“家庭感化”说，“因为家庭组织虽亦是专制的，然其元素，却是由情意相结。既以情意结，还得以情意感化他……故我不能不大大有望于《红楼梦》了”(汪精卫《红楼梦新评》)。他承认书中的那个“情意结”，企图将其作为一种感化力量，来稳定专制家庭的结构。到了俞平伯先生手上，他的着名论点之一是“钗黛合一”，致使宝玉选择的困惑，“岂以独钟之情遂移并秀之实乎”?王蒙先生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则认为宝钗和黛玉是文人心目中的两种独特而美丽的格调，这两种格调绝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女性身上，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故于千古遗憾中塑造了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周扬、何其芳、蒋和森诸先生则对该书的“男女恋爱主题”予以阐发，“爱情这个主题，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先把它提到理性的高度，并把它充满了政治性的内容，却只有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蒋和森《曹雪芹和他的》)。论点并不止于这些，但大都从大处落笔来剖析该书的情爱，曹氏在许多细微之处流露出的性文化内涵，似乎提及不多。那么我们的这本小书，就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来探测《红楼梦》中的“性爱”密码。
焦大责骂贾府“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岂只是感叹贾府的世风日下?分明含有他作为一个老鳏夫，处于长期的性压抑之中的口唇快感；袭人怎样企图从肉体和心灵上控制宝玉，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功而返；秦可卿卧室中的强烈的性文化色彩，怎样给初入人生的贾宝玉以性启蒙；贾宝玉的“意淫”与好淫者的“滥淫”区别在什么地方；贾宝玉“抓周”为什么选择女性专用的脂粉钗环；伶人藕官和官的同性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薛呆子和邢傻舅的“恋童癖”，是怎样一个格局；薛蟠和妓女云儿及其他人的酒令中，如何透现出性爱的情绪；贾母晚年的喜好吃喝玩乐及百般庇护宝玉，怎样体现一种老年性心理的特征；贾琏和凤姐的性生活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凤姐亲近关怀秦可卿的奥妙在什么地方；林黛玉怎样在诗中实现自己的自恋倾向；妙玉闻猫儿叫春，为什么会引发强烈的性幻想；薛宝钗如何治疗贾宝玉的性心理失调；尤三姐并非完全死于理想爱情的破灭，而是与她在伦常关系的倒错中的角色地位有关；晴雯临死前赠指甲并与贾宝玉互换内衣，此中有什么含义；贾迎春死于性虐待的依据何在；贾政年轻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一共有四十余个题目。我们企图竭尽全力予以解析，运用了一些现代学科的钥匙，来打开《红楼梦》中的“性爱”之锁。
这是本书与其他“红学”着作的不同之处。
——聂鑫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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