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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的森严氛围中，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格局是谁也不可动摇的，男尊女卑素来被奉为金科玉律。但在贾府这个小社会里，贾宝玉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女权至上论者，他同情女性、崇拜女性，讴歌女性，简直是不遗余力，而对于须眉浊物的男子，鄙夷、厌恶、痛恨，并为自己身在男子行列而深以为耻。
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2回)。
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20回)。
宝玉这些思想颇有点“民主”意味，岂只是鼓吹男女平等，而是疾呼女尊男卑了，可说是对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信条的一种最为彻底的叛逆！
深居贾府的宝玉，既没有机会读过鼓吹民主思想的启蒙着作(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这种着作)，又不可能走出重门大户去参加社会实践，以感受阶级压迫的残酷从而构建自己的思想大厦。那么他的这种重女轻男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罗素在《婚姻革命》一书中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着的《维护妇女权利》(1792年)，是那些造成法国革命并为法国革命所造成的思想的产品。从她那时直到现在，男女平等的要求越发受到重视。”
曹雪芹活在世上的时间(1715年或1724年生，1763年或是1764年卒)，与法国的这场大革命的时间遥相对应。但中国当时仍笼罩着封建社会的浓云密雾，既不可能产生先进的启蒙思想，也不可能翻译进口国外的理论着作，曹雪芹通过宝玉所表述的这种“先进”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不能不重视宝玉所存在的典型环境，在贾府这个名义上是男性作为主宰的小社会里，实质上是女性在调理一切事情，上有贾母的至高无上的威仪，中有凤姐的大权独揽，下有一大批由美丽的女性所构成的“泱泱大国”，贾宝玉由少及长，生活在这个天真、自由、美丽、温柔的环境里，陶醉在芳郁缠绵的脂粉香中，“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起……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
试举女性中的人物，凤姐、秦可卿、黛玉、宝钗、湘云，探春、迎春、袭人、晴雯、妙玉、尤二姐、尤三姐、紫鹃、平儿……哪一个不是美丽、聪明、多情，尽管她们身上也有各种不同的缺陷，但宝玉一概略去不计，只是一味地称颂不已。
而贾府中的男性世界，留给他的却是一幅虚伪、刻板、愚蠢、庸俗、荒淫的图画。贾政的平庸和毫无生气，整日里把仕途经济、光宗耀祖当歌唱，对贾宝玉督促甚严，威赫可惧；贾敬“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他心上”（第2回）；贾赦只知猎色，寡廉鲜耻，竟把自己沾染过的丫鬟秋桐，赏给贾琏为妾；贾珍、贾琏除了淫乱，别无他事；贾芹、贾蓉之流更是坏种；薛蟠胸无点墨，宠男色，嫖女妓，横行霸道，劣迹累累……至于那些男性奴才们，一个个相貌卑俗，操行不良。
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形成强烈的鲜明的对比，前者使宝玉感受到一种美的生活情趣，一种鲜活的性灵氛围，而后者却使他反感——从生理到心理。于是，宝玉从最切身的体验中，领悟了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分野，很自然地便产生了“尊女抑男”的思想倾向。
他对男性的厌恶，甚至不排斥自己在内，常为自己的这个男儿之身抱憾不已，自贬为“浊物”，“浊玉”，“俗而又俗”。
在宝玉偷祭金钏儿时，深谙他心事的焙茗祷告说：“你在阴间保佑着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
当贾宝玉和甄宝玉见面时，虽相貌、身材、衣着尽皆相同，而心性却相去甚远。听了甄宝玉一番显亲扬名、立德立言之类的“禄蠹”之语，宝玉颇为不耐烦，回来后对宝钗说：“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第115回)
宝玉的崇尚女性，也可说是出于一个年轻男子的性心理。宝玉的性心理正是在这个女性世界中开启的、发展的。当一个个美丽的女子，在宝玉面前，或香残玉殒，或远走高飞，或落入苦海，也就不断地破灭着他的梦幻，增添着他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憎恨。于是，他的出路也就只有遁入空门了。
欲与美丽而温柔的女性同生共死却不可能，同时又不愿与“浊物”男子在名利场上奔逐 ，惟空门之中可以安置宝玉的存在——远离情欲、物欲，摆脱一种精神的惶惑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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