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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但它仍然是小说，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要求对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进行历史考证，而像曹家故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当专门的的课题，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却也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无论如何，红学只是一门专业学术，谈红容易，研究红学却不容易。但４９年后，《红楼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一度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相对４９年以前红学主要是一些精英学者的专业研究而言，４９年后的红学具有普及性特点。
这一切首先与毛泽东有关。当代中国的两门显学“红学”与“鲁（迅）学”，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红楼梦要读五遍”、“读点鲁迅”是主要原因。可以设想，如果毛以同样的态度谈论屈原，很有可能会出现“屈学”。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毛顺口念出“折戟沉沙铁未消”一句，杜牧的诗马上就传遍全国。这就是他的影响力，何况是两度被他选中作为政治运动主题的《红楼梦》？
毛最早读《红楼梦》是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井冈山时期他还和贺子珍谈过林黛玉，延安时代也对茅盾表达过自己的红学见解。４９年后他搜集了２０种《红楼梦》的各种版本。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辩》改名《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读过后的反应，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对该书批了若干问号，对《作者的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章中感叹身世、情场忏悔等观点明显表示不赞成。“毛泽东读俞平伯这本书，是在李、蓝文章发表之前，或之后，还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无论在此前还是此后，他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乃至阶级斗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贯的，和‘新红学’不是一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比‘新红学’高得多。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一出来，引起他的重视，诱发他的兴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４６）另一种说法是：“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后补为全国人大代表。”（４７）
毛对新红学的评价比对索隐派高，直到１９６４年他还认为：“《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４９）所以他开始对俞着有较高评价是极有可能的。但毛历来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注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观察文艺现象，早在１９３８年，毛就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说《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所以就文学的一般观念而言，李、蓝的文章显然更与毛一致，何况李、蓝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语录来批判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动毛的情绪的是，李、蓝“两个青年团员”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贯厌恶的“大人物”的阻拦，这令他不能容忍了。
从１９５４年运动开始的当代红学，有两个层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艺理论重新解释《红楼梦》。
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变革之后，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也要随之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对于毛泽东来说，意识形态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基础层面的革命。１９４８年中共称胡适是国民党“罪大恶极的帮凶”之一，４９年后认为胡适与蒋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敌。李、蓝文章发表后如何为毛所发现并以此作为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缺口，这一过程需要档案材料的公开才能清楚，也许正是因为俞平伯红学研究与胡适的关系。但即使没有李、蓝的文章，清算胡适的运动也肯定要展开。所以５４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过不去，也不只局限于《红楼梦》研究及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是要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彻底清除胡适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为了保证运动达到预期目的，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主要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文化官员组成的级别不高的委员会主要在前台活动，真正掌握运动的是毛泽东。与此同时，中宣部精心设计了一个运动方案，确定了九个题目，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中国哲学史》、文学思想、《中国文学史》、考证在史学中的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红楼梦》的研究着作。一方面发动全国学者大规模参战，另一方面分工写作，每一个题目都是专门人员批判。差不多是责任到人。
这是不是夸张了？一点也不，在毛看来，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１９５５年２月，陆定一在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重要部署：从现在起，我们要进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约八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使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懂得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其中说：“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会严重受阻。”（５０）
由于批俞是为了批胡，所以与后来历次被批判的主角比起来，俞个人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不但毛泽东在信中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态度”；林默涵在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５日中宣部内部会议上甚至具体地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５１）郭沫若、周扬后来在批判发言中也附带地说了“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谁都有权利，根据真理来作是非的判断”之类的话；但由于什么是真理是由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来钦定的，而且运动的性质被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俞哪里还能坚持自己的错误？运动当然不会真的像毛、林公开说的那样温和，各种批判会上调门很高，李、蓝甚至在《走什么样的路》一文中把有关《红楼梦》的讨论说成“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俞不得不在急风暴雨中作了检讨，此后一度“交游寥落似晨星”，以至于１９８６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胡绳在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６５周年的纪念会上承认：“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１９５４年的那种做法既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与艺术的发展。”但考虑到从批胡风到批“四条汉子”，只要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批判运动，被批判者都没有好下场，不但不再有发表文章、从事学术工作的权利，有的甚至生命不保，那么可以说与历次受害者相比，俞的命运确实太好了。只两年时间，中央领导人就为他在政治上平反；１９５６年评职称，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级领导人的同意，俞被评为一级研究员，不久对给他配了助手校勘《红楼梦》。因祸得福的是，由于有了这一次运动的经验，此后的多次运动基本上没有俞的事。１９５７年“鸣放”期间他和其他老先生劝那些青年学生：“我们老头都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这样说？你们一些话出格了，我们老头说不出来。”（５２）
俞平伯经受了运动的洗礼，红学也经历了转型。１９４９年以后，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一切中外文学作品都要经历一个重新评价的过程，新的标准是作品的社会政治价值，但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价值又是难以确定的。王瑶曾介绍介绍说４９年后的古典文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浒》为代表，第二阶段以李白、陶渊明、《红楼梦》为代表。在前一阶段中，尽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从字面上找到的，因此争论就不多；虽然很多问题也并未真正解决。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阶段，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对如何肯定就很有纷歧了；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现是复杂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体的和细致的分析，因此直到现在似乎还仍在讨论阶段。”（５３）白居易、杜甫、《水浒》要或反映人间疾苦或表现底层造反，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但李白、陶渊明、《红楼梦》这些既不能否定，但又没有确定的人民性、政治性的作品该如何估定？
如何评价《红楼梦》是学术界的事，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如何改变整个学术思想，不同的目的之所以聚于《红楼梦》，是因为运动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找一个具体的靶子、要有一个突破口。据林默涵说：“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底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如果不找一个具体对象，只是尖锐地提出问题，说有这种倾向、那种倾向，这样排列起来大家也不注意。现在具体提出《红楼梦》的研究来，斗争就可展开了。”（５４）周扬后来也特意指出李、蓝“不是抽象地提出问题，而是抓着了一个具体的对象，执行了尖锐的批评的任务。”
（５５）
正因此，评论５４年运动主要不是红学史的论题，但由于它毕竟围绕红学研究展开，并且运动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文学研究的新话语，所以它对红学的影响就极其深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最能解释古典的、非无产阶级创作的，是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札克时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作家世界观的胜利，它说明产生于过去时代的作品可以具有进步意义。这就是李、蓝的根据：“要正确地评价《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不能单纯地从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世界观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来作片面的论断，而应该从作者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深度来探讨这一问题。”（５６）“《红楼梦》之所以能在创作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和世界中的落后因素并不完全一致。”（５７）创作方法胜利论的关键是作品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这种反映在作品中的客观内容可以超越作者世界观的局限而揭示现实的本质。封建时代的社会本质，按毛泽东的一惯说法，就是地主官僚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抗。“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生活内容，并进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个阶级生活的基本特点：残酷的剥削，无情的统治，伪装的道学面孔，荒淫无耻的心灵。这些暴露和批判的本身有着充分的人民性。人们借此了解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本质，认识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引起强烈的憎恨，并进而全面否定了这丑恶的现实。”（５８）
总是描写具体人物、独特个性的小说为什么能负载这么多的政治内容？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论还有一条叫“典型论”，即文学人物的普遍概括性。《红楼梦》只写了一个贾府的罪恶与衰亡，但它概括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本质。塑造典型是现实主义不同于自然主义的根本特点。李、蓝以此反对局限于一家一姓的“自传说”：“造成《红楼梦研究》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所持的自然主义的主观的见解。但是，这种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自然主义来评价，而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的见解，无非是重复了胡适的滥调。……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作品。”（５９）给李、蓝提供论据的是，胡适曾说“红楼梦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俞平伯也说过“红楼梦底目的是自传，行文底手段是写生”。但其实，胡的本意是说《红楼梦》不是写帝王英雄而是写的平常人生，俞的“写生”是强调其生动写实，都不是贬义词。
李、蓝文章始终根据毛泽东对封建社会的的论断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红楼梦》反映的社会内容与阶级斗争，坚决否认《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或如通常理解的爱情小说。“《红楼梦》出现在清代帝国的乾嘉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清王朝行将衰败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个时代的转换中崩溃了……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灭亡的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阶层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的必然原因。作者用这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画面勾画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
”（６０）与胡适等不同，李、蓝因为《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而对它评价极高，《红楼梦》不是康熙朝政治，更不是曹雪芹的自传，而“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毛泽东对这一句加了密密的圈点，并从此形成了把《红楼梦》当历史来读的思路。
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现实主义的红学观战胜了新红学，并被推演到任何一种古典文学作品的评论之中。但奇怪的是，“历史论”并没有埋葬“自传说”，新红学的许多命题并未完全被运动的暴风雨荡涤。关于“自传”说，周汝昌当时就以鲁迅为支援委婉地肯定了“实录自叙传”，他的《红楼梦新证》认为曹雪芹的七代祖考和三代姻亲都与这部小说息息相关，把曹家与贾家直接联系起来。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是，周认为“自传说”非但没有降低小说的政治价值，相反是把小说与政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把红楼梦的研究由与社会政治结合引向与社会政治分家的道路，却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学识理论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寻找着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把红楼梦与社会政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看问题。”（６１）如果曹雪芹的家世与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权力之争紧密相关，小说的政治性不就得到论证？此外吴恩裕称《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刘大杰说是“自传性质的小说”等等，都在宽泛的意义上肯定了胡适的一些观点。
相比之下，考证受到更为宽容的对待。周扬当时就说得明白：俞平伯的考证，“不是为了在事实的基础上对作品作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考察，而是醉心于个别无关重要的细节，使读者对作品处不到正确的完整的概念。”实际了贬低了小说的客观内容。“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考据工作，相反，我们需要真正科学的考据工作关于作者生平，创作过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伪的考证，都是需要，但这种考据工作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而不是目的。”（６２）考证是基础不是目的，这种说法俞平伯也会赞同：“整理古书工作的基础应该是校勘。校勘工作没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即如筑室沙上，不能坚牢。”（６３）而且周划定的考据范围，恰与胡适一致。当然区别是有的，考证是“基础”，“基础”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周扬以及批评考证的人所持的，考证只是基础，重要的是思想艺术的评论；另一种是像俞平伯这样的学者所持的，考证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评论都谈不上。由于双方都不否认这个“基础”，所以即使在运动中，仍然有相当多的老学者如吴恩裕、浦江清等维护考证的必要，以至陆定一在向中央报告时还说：“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６４）运动高潮过后，任何考证都可以在提供材料、为研究作基础的口号下展开，俞仍然可以整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等完成的也仍然是考证方面的成果，后来还由红学延伸出一个“曹学”。
本书认为，胡适的中心观念“自传说”并不是新红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以作者及版本为中心和考证方法才是新红学的主导观念。胡适说过：“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证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结论也许有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
（６５）红学之成为科学，靠的不是“自传说”，而是它的科学方法。此论极为通达。
事实上，顾颉刚、俞平伯早就对“自传说”存疑。５４年以后，除极少数学者外，一般已不再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了。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纵观大量的红学考证，潜在地还是以“自传说”为前提，否则很多考证、特别是关于“曹学”的考证就与红无关。胡适是从考证中得出“自传说”的，但后来的学者把这一程序颠倒过来，以“自传说”来支撑考证，把清史研究当作红学研究。乾嘉考证的繁荣有其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考虑到政治化时代的特殊环境，也许可以认为当时红学考证是一种学术保卫战，如果 没有那些由潜在的“自传说”支撑的考证成果，当代红学除了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宣传之外，其学术价值是很难高估的。当那些用马克思主义常识写成的大量论着已成昨日黄花时，惟有那些考证性论着值得一读，它们也许不是红学更不是文学论着，但至少是清史或中国文化史论着。
从“自传说”和红学考证实际上在５４年后得到默认可以断定，毛泽东要建立的红学范式是一种社会政治论，只要承认小说充满现实社会内容和和阶级斗争，承认《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自传说”和考证法都可以获得一定的生存权和有限的学术空间。如果说胡适带给红学的是科学方法、历史考证，那么，毛泽东赋予红学的则是社会内容和政治观念，他们共同之处都是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材料。
如果这一判断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认为，仅就红学本身而言，１９５４年的运动没有多大必要。胡适没有否定曹家的政治关系，继起的考证大家周汝昌更是用证据来说明《红楼梦》的政治相关性。更重要的是，在写于５４年运动之前的三篇文章《〈红楼梦〉简说》、《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中，俞已经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环境，三文都首先强调《红楼梦》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恶与婚姻的不自由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其结论与李、蓝文章大体一致：“《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一部空前伟大的作品。它的高度艺术性已久已被一百多年来的每一个读者肯定了。但它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构的庞大严整，人物的典型生动语言的流利传神等艺术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则在于它有着决定这些艺术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一个爱情悲剧为线索来写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经过的，从而真实地刻划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恶，成为反映封建社会的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巨着。”（６６）俞本来《红楼梦》的评价也不高：“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地们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中国一切底文学 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 这类文学底特色Ｖ炼嗖还歉鋈松硎佬愿竦追从场！溆靡嗖还泼菩涯浚苁老?nbsp;
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６７）但在１９５０年的《〈红楼梦〉研究》中，上述文字被删去了。显然，无论是解释还是评价，即使没有１９５４年的运动，俞也会走向李、蓝的模式。尽管老人说新话总有些不顺口，时髦话遮不住旧观念。
正像胡适的红楼考证主要是为了宣传他的科学方法一样，５４年运动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红楼梦》而是改造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对红学这个学科来说，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功过参半。政治运动实际上破坏了对它的学术研究，新话语实质上毛泽东政治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常识性普及，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鲜有真切的阐释，甚至在文风上也千篇一律。冯至当时就指出：“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为把下边的这套公式在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头上一套，便可以解决问题。（一）作者生平；（二）作品内容；（三）作品的人民性（从书中找出一两段描写劳动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四）
现实主义精神（有时把描写逼真就认为是现实主义精神）；（五）结论。如果书中有什么落后思想，不加分析，只说是‘受时代局限’，把这一公式到处套，不不解决问题的。”（６８）４９年以后大部分红学文章，实际上都是按这个套路写成的，很快就不堪卒读。
然而，运动的特点就是它的全民普及性。“全国解放后《红楼梦》一下引起那么广泛的注意，吸引那么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认为与１９５４年的批判运动有直接关系。”（６９）一本研究古小说的着作被最高领袖点名批评，对它的批判关系又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谁能不对这部小说刮目相看？运动使各种红学着作成为畅销书。１９５８年，俞校注的《红楼梦》出版，到１９６２年，印数已达１４万部，《毛泽东选集》才印了５万部。（７０）在１９６３年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俞平伯一本近６００页的《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此前只有少数学者才能见到的孤本秘籍也开始影印出版。红学如此显赫，红学家也就令人向往。何其芳本非红学中人，“１９５３年２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当时正准备纪念屈原，我就从研究他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接着研究宋玉，但没有写文章，后来又研究《诗经》。历时数月，还没有把它的面貌和问题弄清楚，《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以后，我的研究计划改为研究清初的小说，写出了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论文。”（７１）
几乎全国所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都参加了５４年的运动，红学从此获得了在新体制下的通行证而成为老学者们的最佳选择。１９５７年“鸣放”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着名的学生林希翎，因其激烈的批评声音而被划为右派，如果不是这个下场，她很可能是一个红学新秀。“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７２）运动动员了当代第一代红学家。完全可以说，政治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和社会精英层面中普及了《红楼梦》。
但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的政治潜能仅靠一次批判运动是不能充分发掘出来的。５４年他只是认同李、蓝的文章，此后就不断就《红楼梦》和红学发言。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并批评了认为《红楼梦》主要是写爱情的肤浅看法，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建国以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这一讲话直接启动了１９７４年“评红”运动。类似的观点毛此前多次提到，为什么只有在１９７３年才形成“评红”运动，其来龙去脉迄今仍不清楚。可以确认的，一是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２０周年；二是如御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资产阶级不停》中说的是为了“推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无论如何，“评红”是１９７４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题之一，这一年，全国各报刊就发表有关文章３１９篇。
新一轮“评红”的特点是，此时的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像５４年那样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术界”或“古典文学研究界”，运动没有具体的批判对象。因而运动也就不像１９５４年那样主要在学术文化界进行，而是扩展到各行各业，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理所当然地，“评红”不但与学术无关６沂恰拔母铩逼苹笛?nbsp;
研究的一个环节。它标准文章是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的宣传品，比５４年的文章更不具有学术性。但这场仍然有它的吊诡。正如１９５４年的运动不是为了普及《红楼梦》和俞平伯的着作，但客观上扩大了《红楼梦》与俞平伯的影响力一样，１９７３年的“评红”运动是全民普及《红楼梦》的运动，当时的中国基本无学术文化可言，学术机关被解散，高等学校只招收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除鲁迅、浩然及一些工农兵创作外，全国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完全可以说是万马齐喑、一片荒芜，但也正因此。“评红”因此超出发动者的预期，客观上给禁若寒蝉、一无可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史的老学者们从事学术工作的一个小小的机会。“就一部分古典文学工作者来说，在‘四人帮’砸烂传统、摧残学术文化的反动政策之下，长期不能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趁毛泽东同志肯定《红楼梦》的机会，通过这部书作点文章，不能说没有一定寄托的性质。”（７３）比如１９７４年春，文化部组织人重新校注《红楼梦》，参与者都认为，“这是离现实远一点，可以做点学问的好事（事实也证明。凡是参加过这次校注工作的同志，后来在红学领域中，都有过突出的研究成果）。”（７４）这样说，不是要肯定“评红”，而是说它为无可奈何中的文史学者们提供一个唯一的可能：在写“大批判”文章的同时，他们至少可以以为工农兵“评红”提供资料为由，进行写一些史料考证。这一年，周汝昌在《文物》杂志第２期上发表《红楼梦及曹雪匠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就“文革”前长期争论的曹雪芹画像问题发表看法；同期杂志还发表了吴恩裕《曹雪芹佚着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论证《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着。不久，陈毓罴、刘世德着文质疑，胡文彬、周雷再发表文章隐然支持吴恩裕。由于双方都感到材料不足，争论不了了之。当然即使是考证也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政治语境，比如，在《废艺斋集稿》的自序中，有编写此书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之语，如此则曹雪芹有同情底层贫民的思想，这就比较容易支持《红楼梦》的反封建主题。但考证毕竟与宣传有区别，在有关佚着问题的讨论中，大量涉及的是官制、文字、物价、诗风、天气等问题，细致入微，具有当时条件下最强的学术性。如果不是“文革”，红学肯定有更好的发展形势；但如果没有“评红”运动，周汝昌、吴恩裕等人连这样的文章都写不了。８０年代后的红学权威冯其庸，其红学家的生涯就起始于以“洪广思”为名在《北京日报》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发表《〈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次年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册子《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 评〈红楼梦〉》。但冯其庸毕竟不只是为政治运动摇旗呐喊的“洪广思”，他在写宣传文章的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的考证，在《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９期上以本名发表《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一文。事实上，这场运动动员了当代第二代红学家。
与１９５４年的运动一样，为了配合“工农兵评红”，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来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当时编印的大量研究资料中，有不少是红学史上的名着。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但出了三辑收有红学史上主要论着的《红楼梦参考资料》，还单本翻印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供研究工作者参考、批判之用”。一些高等学校内部印刷的“参考资料”中，不少在“批判”的标题下大量选辑“五四”新红学及“文革”前的文章，使“工农兵学员”们在注经和宣传之外感受到一点学术的流风余韵。
《红楼梦》与４９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息息相关，这是它普及的关键。但说《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却并非是毛泽东的独创，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说，持“自传论”
最力的周汝昌也坚主此论。政治始终是２０世纪中国的压力性背景，如果没有它，一部通常认为是谈情说爱的小说又如何能中社会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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