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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臣等会议得：山东巡抚塞楞额奏称，运送缎匹员外郎曹等，于勘合外加用沿途州县各站马匹、骡价、程仪、杠夫、饭食革料等物一案，审据曹供称：“从前御用缎匹俱由水运，后恐潮湿，改为陆运驿马驮送，又恐马或惊逸，途间有失，是以地方官会同三处织造官员定议，将运送缎匹于本织造处雇骡运送，沿途州县酌量协助骡价、盘缠。历行已久，妄为例当应付，是以多支马匹，收受程仪，食其所具饭食，用其所备草料，俱各是实。我受皇恩，身为职官，不遵定例，冒取驿马银两等项，就是我的死罪，有何辩处”等语。笔帖式德文，乌林人麻色同供：“我二人新赴任所，去年初经陆运缎匹，以为例当应付，冒昧收受，听其预备。就是我们死期到了，又有何辩处。”等因。俱已承认。随将沿途索取银两帐目核算：曹收过银三百六十七两二钱，德文收过银五百十八两三钱二分，麻色收过银五百零四两二钱。查定例“驰驿官员索诈财物者革职”等语。但曹等俱系织造人员，身受皇上重恩，理宜谨慎事体，敬守法律，乃并不遵例，而运送缎匹沿途骚扰驿站，索取银钱等物，殊属可恶。应将员外郎曹革职，笔帖式德文、库使麻色革退。笔帖式、库使均枷号两个月，鞭责一百，发遣乌喇，充当打牲壮丁。其曹前站家人方三、麻色家人祁住、德文舍人冯有金，虽听从曹等指令，而借前站为端，骚扰驿途，索取银钱，亦属可恶。应将方三、祁住、冯有金各枷号两个月，方三、祁住鞭责一百，冯有金责四十板。其曹等沿途索取银两，虽有账目，不便据以为实。应将现在账目银两照数严追令交广储司外，行文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巡抚，如此项银两于伊等所记账目有多取之处，将实收数目查明，到日仍着落伊等赔还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参见《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1辑。
该题本原藏大连市图书馆，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会”两相照应，对研究曹家在雍正上台后的遭际有一定意义。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一题本的发现，加强了曹家被抄原因的经济罪案说，或更加证实了张书才提出的骚扰驿站说，余以为不然。题本中保留的口供说：“从前御用缎匹俱由水运，后恐缎匹潮湿，改为陆运驿马驮送，恐马惊逸，途间有失，于是地方官会同三处织造官员定议，将运送缎匹于本织造处雇骡运送，而沿途州县酌量协助骡价、盘缠。历行已久，妄为例当应付，是以加用夫马，收受程仪，食其所具饭食，用其所备草料，俱各是实。”这说明运送龙衣时多加一些骡马、草料、程仪，是三处织造会同地方官决定的，历行已久，并不是曹胆大妄为。家人方三等在口供里也说：“沿路驿站所给银两俱系我们经手是实，所给数目多少不等，俱有账目可查。”总管内务府查的结果是：“内开曹收过银三百六十三两二钱。”则又说明路上账目异常清楚。那末，既是“厉行已久”之事，账目又一清二楚，为何偏要在这个时候惩办曹?岂不令人深长思之么?此其一。
其二，此题本开头部分山东巡抚塞楞额的奏疏最堪注意。塞疏也承认：各驿站的过往差使因种种原因额外多索以及违例应付的情况，经常发生，是“历年相沿，彼此因循”已久的事情，虽然知道违例，大家也感到“莫可如何”。说明对此类事以前并未深究。何况塞疏说的是一般的驿递差使，至于运送龙衣，恐怕更不好深究了。不仅不好深究，说不定沿途各地方驿站还要主动加马加粮，惟恐拍不上织造官的马屁而懊丧呢。这完全是情理中事——如果在康熙朝，谁敢碰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一根毫毛?可是这位塞楞额偏要追究，亲自将三处织造最近一次运送龙衣的情况“查访”得清楚“既确”，要求雍正皇帝敕下各织造官，以后不得多索夫马、程仪，以发扬“爱惜物力、培养驿站之圣心”。而雍正也就立即接受此建议，并表彰塞楞额“毫不瞻徇，据实参奏，深知朕心，实为可嘉”。要不是塞楞额事先已获悉雍正对曹一家的态度，他和“圣心”能够符合若契吗?因此所谓曹“骚扰驿站”一案，说穿了不过是整治曹的口实而已。
其三，还有更可疑者，固封曹房产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而总管内务府对曹“骚扰驿站”案做出判决，已经是雍正六年六月，时间过去半年之久。岂有半年前发生的事情反而是半年后对另一事的判决所致之理?
因此，依笔者愚见，雍正六年总管内务府题本的发现，非但未给曹家被抄的经济罪案说和单独的骚扰驿站罪案说增添论据，反而暴露出此二说的重重矛盾，揆情度理，还是政治牵连说更接近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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