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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红楼梦》早期抄本和这些抄本上的脂批，有助于了解《红楼梦》的写作和成书过程，对深入理解这部作品的思想性质和艺术表现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脂批提供的八十回以后的有关情节的线索，为研究雪芹的原稿和改稿以及“后三十回”的内容，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于是才有所谓探佚学。佚者，指的是曹雪芹想写而没有形诸文字，或者写了，被后人篡改和丢失的那部分《红楼梦》内容，主要是涉及书中人物结局的一些情节。探佚可以把雪芹原着和程、高补作区别开来。周汝昌说：“研究《石头记》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着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周汝昌：《石头记探佚·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是他对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三者关系的概括。
毫无疑问，这三方面的内容为《红楼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是研究许多其他作家和作品所没有的天地，考证派红学可以在这个天地里大显身手。俞平伯先生的考证，侧重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红学考证一个时期集中在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上，对版本、脂批、续书的研究显得很不够。特别是脂批，研究者人人都在引用，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考证，例如从内容到形式把全部批语一一加以分类，理清楚有署名的多少条，没有署名的多少条，虽没有署名但可以考出批主的有多少条，其中脂砚斋多少，畸笏叟多少，起止时间怎么区分，哪一年批语最多，不同的版本批语如何变化等等，现在还缺少这种一目了然、“一网打尽”的研究脂批的文章和着作。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两书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初版，1960年修订后改由中华书局再版；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诚然给研究者带来许多方便，搜求之功令人赞佩，只是仍感到资料价值多于研究成果。红学考证在这方面主要是做得不够，还没有发生曹学面临的那种严重的材料危机。
不过话说回来，考证版本，研究脂批，探讨原稿和续作，同样是有局限的，即使暂时没发生危机，也有个材料不足的问题。版本就是那些版本：早期抄本共有十二个，除靖本外，都可以看到了。靖本正文无以得见，批语已传抄出来。很难设想会突然又冒出一个本子，即使有此奇遇，估计那面貌与已有的十二种不过是大同小异。脂批就是那些脂批，提供的八十回以后的线索也就那么多。总之材料就是这些材料，如果没有新材料出现，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阐释，不会永无止境。它不同于研究作品本身的艺术创作经验，可以因时、因人、因境产生不同的体验，因而保持永久的魅力。考证要靠材料说话，严格地说，科学考证主要是求得不容别诂的证据。推理、猜测、估计，偶一用之可以，始于推理、猜测、估计，止于推理、猜测、估计，则不可。只不过红学考证有其特殊性，由于资料过分缺乏，一些合理的推理、猜测、估计，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有时便不以严格的考据学的标准来要求了。可是做红学考证的人，自己不能以此为满足，应该承认材料不足给考证带来的局限性。
到目前为止，红学考证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道路，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曹雪芹的生父到底是谁?脂砚斋是哪一个?《红楼梦》后四十回是谁作的?红学产生之初提出的问题，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无确定的答案。最不幸的是，一些接近解决的问题，又为重新分析现有材料提出的新说所动摇，比彻底否定还令人难堪，因为这说明原来立论基础的薄弱。偶尔有新材料出来，未及运用，就因真伪问题打得不可开交。可以说，在红学考证的范围里，很少有大家一致接受的结论。连作者是不是曹雪芹，意见也没有完全统一，怀疑论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考证派红学的兴旺时期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梁启超论历史上的学术思潮，分为四个时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他说蜕分期的特点是：“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骚骎乎夺其席。”②《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至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衰落期的特点是：“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溶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②考证派红学的现状，既有蜕分期的特点，又有衰落期的征候，比较起来，更接近衰落期。老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认为：“有关红学考证，因历年来有关文物资料的发现不多，而且其中有许多是赝品伪作，所以困难重重，除了再有新资料发现，能做的事已经很少。”《我读红楼梦》第37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此一见解如出自一般的《红楼梦》研究者之口，考证派红学家必大不以为然，现在由俞平伯先生说出，实为甘苦之谈，自然会增加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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