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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时代思潮及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存在的理论前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书面语言必须借助于文字方能表达。中国字的特点，是形、音、义的结合，凭借方块字可以变化出许多花样来。所以《文心雕龙》有“谐隐”篇犹嫌未足，复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语和复义问题。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又说：“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他还列举春秋战国以来许多婉曲表达和讽喻的例证，说明隐这种修辞格具有怎样的语言效果。所谓“重旨”、“复义”、“伏采”、“遁辞”，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最常见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学重意在言外，讲象外之象，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探讨隐语和复义时，已经联系到小说，写道：“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当然刘勰是用小说作比，证明谐隐这种文体，或谐隐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的意思。但所以拿小说做比，也由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更容易包纳隐语和复义的表现方法。特别是进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说，象征和隐喻已司空见惯，隐象是小说形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中出现索隐的方法，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小说创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需要。因此索隐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应该承认其产生并存在的理由。
应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对《红楼梦》的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红楼梦》才能用索隐的方法。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举了《世说新语》里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当“绝妙好辞”的例证，并指出《儒林外史》的庄绍光即指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连竭力反对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认的。《金瓶梅》问世后，猜测书中人物系谁之化身，不绝于编关于《金瓶梅》的影射问题，袁中道的《游居柿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均有记载，可参阅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81至第8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只不过对《红楼梦》的索隐更集中也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学索隐派。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公开宣称，他已经“将真事隐去”了，并描写了“甄士隐”其人，还能怪寻根问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吗?何况《红楼梦》中确有很多谜语，不独研究者，一般读者也想来猜一猜。香菱的判词是：“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甲戌本的批语在第三句后面注明“拆字法”三字。凤姐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其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释?研究者意见纷纭，迄无定论。“人木”自然是一个“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个“冷”字，但“一从”呢?还有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头一句是个时间概念，绝不是随便凑数的，但作者说的是哪一个“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个年份呢?实难索解。而元春的命运又与朝廷有关，自属重要，人们都想猜出这个谜。
更可诧异者，是迎春的判词，劈头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写法上与其他人的判词迥异，不是直接写迎春，而是骂孙绍祖，未免骂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风格上也过于剑拔弩张，显得不够蕴藉。赵同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迎春和孙绍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气才那么大。当然他说得不一定对，但如此写法，总有特定的原因罢。更不要说书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谐音取名，如贾化(谐假话)、娇杏(谐侥幸)、单聘仁(谐善骗人)、卜固修(谐不顾羞)、詹光 (谐沾光)；地名则有十里街(谐势利街)、仁清巷(谐人情巷)、湖州(谐胡诌)等等，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红楼梦》中确有隐语、隐事、隐物、隐义，甚至包含着一些谜语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写出了“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长的话，他是怕读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与对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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