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和森的《林黛玉论》,就是在这样热烈地呼唤中结束全文的,难怪很多青年读者为他的文笔所感染,《红楼梦论稿》一时洛阳纸贵,成为畅销书。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收获季节,除上面论及的四部论着,达到一定学术水平,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阐述得比较有深度的好文章外,还有一大批;特别是1962年至1964年,考证派红学围绕曹雪芹卒年的会战形成高潮,小说批评派红学也获得大面积丰收参阅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第四至第八编所收论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上、中、下三卷;下卷所收拙着《红学三十年》一文,对此有具体论述,亦可参考。。只是不知为什么,红学爱好者的兴奋点始终注视着考证派,即使一般人难以侧身其中的雪芹卒年论战,也令红迷们兴会无穷,反而对文字好读的小说批评感受漠然。也许这种情形是由于小说批评的特点造成的——小说批评侧重在艺术感受和艺术理解,而理解和感受因人而异,往往带有个人性质,研究者主观上以为有了新的领悟,在读者和其他研究者,却并不认为有什么新的发现,因此小说批评派红学的遭遇,经常是热中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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