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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旅籍，生于金陵，长曾到扬州，终老于北京。他写大观园是综合南北的芳韶风物，创造出这么一个极乐园。若我们做此愚问，“究竟它在哪里呢?”则必要碰到一个软如天鹅绒的钉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②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页至第9页。
所举虽只三个例证，但俞氏说：“举一以三反，则泛览全书，殆大半已迎刃而解，不烦我的饶舌了。”②
对考证派的主要红学观念——自传说的批评，俞平伯之后，包括1954年那样的大规模的批评，直到1974年余英时撰写的三篇论文，有哪一次、哪一篇文章能够说大大超过俞平伯于 1925年自己所做的批评?然而俞平伯犹感意犹未尽，在文章接近结束时进一步反省道；“《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借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来写自己的生平。仿佛一个浪荡子，他方且张口向你借钱，你反要叨他的光，岂不好笑。我们之愚，何以异此。文艺的作者们凭着天赋的才思，学得的技巧及当时犹忿涌着的白热情流来熔铸一切先天后天的经验，突兀地团凝出崭新的完整。所谓奇变，如是而已。”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8页至第9页。对自传说的检讨，最后又落到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上，而且字里行间融会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经验。
以上是1925年1月，俞平伯在撰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所表达的思想。越五年，即1930年，他为赵肖甫编的《红楼梦讨论集》一书作序，再次申明自己的主张：“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某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参见《红楼梦研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6页。对自传说的批评又进了一步，且虑及未来的评价，说明已完全与自传说决裂矣。他说胡适和顾颉刚对待《红楼梦》的态度，与索隐派无根本的差别，只是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自己，却不同于胡、顾二人，所谓“以此评胡、顾二君或可，若仆则深自惭汗，未敢轻诺也” 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15页。。意谓，如再有人称他为自传说的拥护者，他绝计不能赞同。
可见，余英时认为直至1953年俞平伯撰写《读红楼梦随笔》，才对自传说进行深切的反省，在时间断限上是不准确的，大约是他没有看到《红楼梦辨的修正》和《红楼梦讨论集序》两篇文章所致。因此之故，他所说的俞平伯应该是最有资格发展红学史上新典范的人，由于自传说的窒碍而没有彰显出来等等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7页。，便大可商榷了。实际上，俞平伯的考证是从文本出发的文学考证，他所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合流。余英时企望的“新的红学革命不但在继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驰转为内敛，而且在开来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8页。，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在俞平伯身上得到实现。而王国维开创的红学的小说批评，在时间上既先于考证派又先于索隐派，而且从未断绝，并不是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考证派红学既兴，王国维的《评论》遂成绝响”。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9页。这一点，笔者在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崛起与发展一章论述甚详，此处不多赘。
因此，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中阐述的孔恩的危机和典范的观念，在理论上非常精微，用以解释红学三派的产生和发展，也大体上有相吻合的一面，但有些分析似尚有可议之处。首先，他对不同于索隐和考证的新典范的建立，所持态度过分消极，认为截止到他撰文之时，以前只有新典范的种子，而没有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上升到自觉的阶段，对自传说的挑战因而没有受到普遍注意。可是从前面介绍的俞平伯对自传说的反省和批判来看，在理论和方法上已相当自觉；更不要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一方面批评了索隐派的种种猜测，另一方面对自传说也表示了明确的态度。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如此说，则唐旦之《天国喜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参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五章“余论”。批驳得简捷、通俗，令人无置辩余地。鲁迅在谈文学创作的特征时，也曾引静庵先生所举的《水浒》和《三国》的例证。而且王国维从艺术规律出发，把索隐和考证一例看待，认为都是由于对艺术创作缺乏正确的认知。他说：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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