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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笔者引起的一次论争。1979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回顾1949年以来《红楼梦》研究状况的文章，题目叫《红学三十年》参见拙着《红楼梦新论》第375至第416页。，后来发表在1980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文章对1954年的《红楼梦》大讨论，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取得的成果，对七十年代中期掀起的“红学热”，以及对索隐派旧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做了历史的评述，并从学术思潮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探讨了新的时期开始以后《红楼梦》研究如何突破的问题。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阅读了大量资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三厚册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共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就是我当时阅读的结果。但文章发表之后，红学界有一些议论，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持有异见。1980年夏天，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我将此文提交给大会，也听到了不同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写的商榷文章，紧接着；又在该杂志第三期登载两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继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时发表了我对丁文的答复。论争就这样开始了。但发起讨论的《文学评论》，并没有继续发表讨论文章，只在1981年第六期摘编了一篇“来稿综述”。与此同时，《红楼梦学刊》却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编”的《文学评论》的退稿，并在1982年第一辑上选刊了两篇，作者分别是张春树和周笑添。这一下，使论争激烈起来，反而不容易继续讨论下去，除《红楼梦学刊》在1983年第一辑又刊载一篇傅继馥的反批评文章，不同观点之间事实上已经休战。至于双方的具体红学观点，以及论争中的是非曲直，就不一一介绍了，好在《文学评论》和《红楼梦学刊》都是不难找到的刊物，文章俱在，读者可以复按。
笔者注意到，林亦乐先生曾在香港《明报》撰文，对这次论争连续加以报道参见香港《明报》1982年2月16、17日及8月1日所发林亦乐先生撰写的“特稿”。，同时做了有倾向性的评述。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但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对这次论争有何看法，我会说压根儿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何必由我来回顾什么“红学三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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