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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评得是很尖锐的，不单是对《红楼梦》的看法，还包括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的政治层面，因此夏志清进行反批评，自属可以理解。但唐德刚的文章，每每以“游戏笔墨”出之，批评得虽尖锐，却不失忠厚。可惜这一层未为夏志清所理解，为文反驳时充满了个人意气。
夏志清的文章同时刊载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上，题目为《谏友篇——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全文分九节，小标题顺序为：“极右派的罪证”、“狄更斯改姓成孤儿”、“胆大心粗读导论”、“删削译文改原意”、“恶意类比，毫无道理”、“多少脚，昨晚梦魂中”、“评断小说非易事”、“林黛玉与梅兰芳”、“批夏之政治用意”。终篇的一段写道：
唐德刚当年专治史学，根本算不上是文学评论家。对海内外内行来说，《海外读红楼》此文立论如此不通，但见大胆骂人，而无细心求证，我尽可置之不理。但文章既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了，大半读者并非内行，对红学所知亦极浅，可能为德刚所蒙蔽，不得不写篇答辩。这，我想，是唐德刚唯一的胜利：我放下更重要的工作，去对付他无聊的挑战，浪费了不少时间。但文章是为德刚写的，我希望他好好静下心来多读几遍，以求有所觉悟，有所悔改，在做人、治学、写文章各方面自求长进。否则我辛辛苦苦写了一万八千字的谏友篇，仅为海内外读者们制造了一个酒后饭余的笑谈资料，实在太可惜了。
由终篇可见全篇，其措词之尖锐远在唐德刚之上。当然文章主旨是对唐文所批评之处一一加以说明和澄清，并用很大篇幅指出唐文在引文和知识方面的疏漏，以证明自己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低，倒是唐德刚一味研究《红楼梦》里的小脚、辫子之类，实在无甚意义。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你批评我“崇洋”、“西化”，可是你抱残守缺，说不定有“封建遗老”之嫌呢!此外还涉及一些平素交往中的细故，把这方面的原属“文外之微旨”亦公之于众，自然会伤相互之间的感情。
因此唐德刚回答夏志清的文章，措词也就愈发激烈了。文章题目叫《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刊于《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且看文章的小标题：“夏教授的‘大字报”’、“自骂和自捧”、“疯气要改改”、“学问倒不妨谈谈”、“以‘崇洋过当’观点贬抑中国作家”、“学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崇洋自卑的心态”、“对‘文学传统’的违心之论”、“社会科学上的常识”、“从宏观论‘左翼作家”’、“宏观下之‘右翼’与‘极右”’、“也谈：《块肉余生录》”、“‘好莱坞’电影算不得学问”、“红学会议的资格问题”、“红学会的性质和意义”、“为林娘喊话”、“为梅郎除垢”、“做人总应有点良知”。共十八个小标题，意思和倾向甚为明朗。涉及文外之处亦复不少，两位学者真的拔笔相向了。如果说红学已变成世界性的学问，那末红学论争也随红学而走向了世界，此次唐、夏之间的红楼风波可以说是红学论争的一小高潮，因此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自不待言。
关于这次论争的平息，1986年10月18日的《中国时报》亦有报道：“喧腾海内外的唐(德刚)、夏(志清)之争，数天前已告结束。据闻，10日晚上在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尽弃前嫌。唐、夏原是数十载之交；当天在众人之前互相拥抱，合照了许多像，大有‘一笑泯恩仇’之概。当日的晚宴本为欢迎《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先生与中国大陆来的萧乾夫妇；由于唐德刚先生是纽约文艺协会会长，夏志清先生陪同萧乾夫妇前来，在朋友的预先疏通下，两人终于在宴会上重修旧好。”杨泽：《红楼风波》，载《中国时报》1986年10月18日第8版之《人间》副刊。但两人的红学观点，由红学引发出来的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的评价问题，似无法“言和”，预料还要论争下去，即使不在他们两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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