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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第二章谈到《红楼梦》研究已成为当代显学的时候，曾提到研究《红楼梦》的专刊《红楼梦学刊》是我参加创办的一本刊物，现在已经出版五十辑了，这可是当初我们创办时不曾想到的。当时只觉得需要有这样一本刊物，因此想到就做，有各方面的支持，居然办成了。至于能出多久，可以说毫无奢望，心里想如果坚持五年，就蛮不错了。谁知道一出就是十二年，而且看样子，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出下去。
这要归功于《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编辑同志和海内外广大的作者和读者。但还必须有作者撰稿，读者阅读，这三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办好刊物。学刊开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期印行八万五千册。后来虽有所减少，有好几年也大都在万册左右摆动。直到最近，稳定订户仍不少于七千。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一本纯学术的专学刊物，十几年来一直保持这么多读者，说是奇迹，也不为过。当然由此可以看出红学的魔力。我在当时撰写的创刊词里曾说：“创办本刊的目的，就是为专业的和业余的《红楼梦》研究者提供一个园地，通过彼此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探讨，提高《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水平。”事过十二年，出版五十期，发表了一千二百多万字的各类红学文章，创刊词阐述的学术目标，应该说大体上已经达到了。创刊词中还提出：“提倡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民主学风，提倡不同学派观点相互争鸣”，以及“反对说空话，提倡朴实、生动的文风”，这些切合当时情况的学术旨趣，在刊物中也得到了体现。八十年代前半期红学的繁荣和发展，《红楼梦学刊》实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应是不争之事实。
但八十年代后，特别是近两年，红学热已开始冷却；不独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红学研究，也大大降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红学的学科特点有关。红学之所以成为红学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两大派别有不可没之功。但索隐也好，考证也好，受客观材料的限制，到一定时期就会到达一个极限。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本来米就是《红楼梦》这部着作本身，随各路厨子去烧饭好了。红学小说批评就是这样做的。只要《红楼梦》在，小说批评就不会断炊。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不然，它需要到作品之外去找米，这便有了局限。因为买米下锅总是不可靠的。临时买有个买到买不到的问题，即使买到能否放在《红楼梦》研究的锅里煮成可吃的熟饭，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看近百年来有多少索隐和考证煮成的红学饭，只能看看，而不能下咽充饥。可是没有红学索隐和红学考证，只小说批评一家独占鳌头，“红楼宴”虽然可以摆成，肯赏光的宾客则大为减少。
蔡元培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对出仕清朝的汉族诸名士寓痛惜之意。这说得不一定正确，但发人深思，使我们感到有趣。何况细按书中情节，有些描写的确有反满思想的流露。这说明至少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值得重视。胡适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家世史，贾政就是曹，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只能用考证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索隐无疑于猜笨谜。这说得也有偏颇，但他发掘出一大堆关于曹家的材料，又有带脂批的乾隆抄本为佐证，求之《红楼梦》本文，也不无暗合之处。考证打开的红学思路，其意义更不能小视。红学三派，每一个派别都从作品中打开一个世界。只不过小说批评所打开的世界是文学的，不一定引起人文学界的普遍关注。索隐和考证所打开的世界，则包括文献的和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方法学的意义也更普遍，因此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各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都想在红学领域一试身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提出红学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小小一红学自本世纪初以来何以吸引那么多我国第一流的文史学者跻身其中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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