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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初版的时候写过下面一段话：“现在一切从学术出发，不废百家言，毫无拘束地重新检讨红学的历史和现状，分流梳脉，评短论长，固有豁然贯通之感。即便是索隐派的发呆犯傻，考证派的自结牢笼，小说批评派的自叹自赏，也不觉为异，反而别有会心。”当时这样说，固然是实情。但如今重新审视，发现这段话似有未安。主要是笔者对红学三派总的来说采取的是比较超越和尽量客观的立场，可是叙论之间，畸轻畸重的情形未能全免。我对红学索隐派，就批评得多了一些，给予了解之同情、发遑心曲则显得不够。
实际上，从胡适之先生开始，就缺乏对红学索隐一派的深谅明察。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即便“猜谜”，他会“猜”得那样“笨”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至少，《红楼梦》里有反满思想，是许多研究者都承认的。我已往在文章中曾举过这方面的例子，这里不妨略作补论。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钗揪住黛玉在行酒令时引用《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成句这根“辫子”，大施教诲说：“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教诲到这里，照说已心明意了，不必再多所辞费。可是作者意犹未足，叫他的人物继续施教：“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论题开始扩大化，由“女孩儿”转移到了“男人们”身上，内容不再局限于读书，“作诗写字”也包括在内了。
问题是接下去还有让我们更不明白的话。宝钗竟然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就完全超出了宝钗教诲黛玉所应该包含的内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物的语言规定情境。这不是人物在说话，而是作者在说活。“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男人们”，作者“如今”不止是见不到，连听都没听说过；他听到看到的都是“读了书倒更坏了”的“男人们”。这样下断语，不能说不具有相当严重的性质，甚至也违背了以“温柔敦厚”着称的《红楼梦》风格。因而我们禁不住要追问，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作者这样发狠地骂当时的“读书人”?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读书人”的什么样的品质，更不容易为《红楼梦》的作者所原谅，也就是“读了书倒更坏”?由不得让人想起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所揭示的话：“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顾宁人有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又说：“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侍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顾炎武：《日知录》卷之十三“廉耻”，花山文艺出版社集释本第602至603页，1990年。顾炎武所痛恨的，正是那些“媚于世”的读书人，可以说和曹雪芹同发一慨。如是，则蔡元培的《索隐》是不是并不如他的学生所说是在“猜笨谜”，而是多少也有一点耐人寻味之处呢?
还不止此。《红楼梦》对科举制度持否定态度，这方面的描写、言论甚多，读者和研究者目所共见，应无异词。但我有时想，否定倒也罢了，何以态度那样严厉、决绝，连用语都超越常格。贾宝玉把热衷仕途经济、走科举考试道路的读书人叫做“国贼禄鬼”，这骂得未免太不留余地了。而且还发明一个新词，称这种人为“禄蠹”。这显然已经不是一般的否定，而是感情色彩极浓烈的詈骂，可以说已经骂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因此我们不禁疑惑，作者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对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传统社会的科举制度发泄不满吗?是不是还有什么弦外之音?我怀疑《红楼梦》作者泰半由抽象上升到了具体，更直接的对象是清朝的笼络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羁縻得一些知识分子“媚于世”而贪求荣宠，特别是那些“仕清”的“名士”，其表现最具典型性。否则便不容易解释为什么一定要骂到这种地步——斥为“禄鬼”，或称作“禄蠹”，已经很有分量了，却还要指为“国贼”，上升到破坏传统社会道德与法的最高一个级次。而且“国贼”之“国”，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明”和“清”的分野问题?可否认为蔡先生提出的“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从这里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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