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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第五把交椅，位在林冲之上的关胜，施耐庵似要把他写成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兵马倥偬之际，“点灯看书”（第六十三回），从容不迫，大有儒将之风。可惜施耐庵江郎才尽，不能再写下去了。关胜献围魏救赵之计（第六十二回），甚合于用兵之道。但吴用处处放哨，以侦察敌人的动静。关胜只知直趋梁山，攻其巢穴，而未防吴用之撤兵反攻。吾人于《水浒传》中所看到的，只是他“低低说了一句”，就活捉了张横，再“低低说了一句”，又活捉了阮小七（第六十三回），写来写去，看不出他有过人之才。及听宋江之言，又听阮小七之语，竟然“当晚坐卧不安，走出中军看月，寒色满天，霜华遍地，不禁嗟叹不已”（第六十三回），关胜此时已经心动了。及至呼延灼诈降，告以宋江专以忠义为主，素存归顺之心。关胜毫不思索，“请入帐中，置酒相待”，“掀髯饮酒，拍膝嗟叹”。卒为梁山泊所捉，又受宋江甘言所惑，终至说道：“人称忠义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今日既已心动，愿住部下为一小卒。”（第六十三回）关胜也落草了。《水浒传》一书乃描写北宋末年之事，荒君（徽宗）在位，奸臣（蔡京）当国，外患内乱接踵而来，而朝廷上下毫无振作之意，宋虽不亡于内贼，亦必亡于外寇。最后卢俊义一梦，一百零八条好汉，一齐处斩（第七十回）。善哉严复之言：“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春秋》虽成，乱臣贼子未尝惧也……必逮赵宋，而道学兴，自兹以还，乱臣贼子乃真惧也。然而由是中国之亡也，多亡于外国。何则？非其乱臣贼子故也。”（《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复案）
现在试谈《红楼梦》吧！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即脍炙人口，虽然时代不同，习俗已变，至今尚有极多读者。读者不但读之而已，且有许多文人学士加以研究。其所以有此身价，并非偶然，盖是书在古典小说之中有三大特质，而非一般小说所能比肩齐声。
一是古典小说大率是描写历史上的故事或人物，如《三国演义》描写三国时代的历史，《说岳全传》是描写岳飞之精忠报国。不过中间加以许多虚构之事，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其全部虚构的，亦必假托历史上一个事件。例如《封神演义》描写武王伐纣，《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虽然两书内容与历史大大不同，但武王伐纣，唐僧取经并非杜撰。反之，《红楼梦》乃从空描写一个富贵人家的日常生活，而不假托古人古事。固然有人以为《红楼梦》乃作者曹雪芹之自叙，我们以为任何作者对其所写小说，多少必参以自己的经历，而小说比其自己经历不免过甚其辞，若必以小说之所述就是他的自传，未免太过武断。难怪某一位小说家谓：法国的左拉一定是个交际花，不然，他怎能写出《酒店》和《娜娜》，吾国的吴承恩必是猴子变的，否则写不出一部《西游记》。此言虽谑，亦足以提醒许多考证家的迷梦。但《红楼梦》作者既自言“真事隐去”（甄士隐）、“假语村言”（贾雨村），则是书未必毫无暗示。其暗示为何，余不欲多谈。
二是古典小说均描写大事，如《东周列国志》是写春秋时代的大事，《三国演义》是写三国的战争及其兴亡。《红楼梦》所写的只是一家琐屑微末之事，如顽童大闹书房（第九回）、丫头互相调弄（第三十七回）、吃螃蟹（第三十八回）、开夜宴（第六十三回）、说骨牌词（第四十回）、刘老老凑趣儿（第四十回），诸如此类均写得极其细腻，吾人读之，不觉厌烦，只觉得津津有味。此非大手笔曷能写到。我所认为奇怪的，吾未见十二金钗之读书，而其推敲诗词，竟是锦心绣口，也许是她们聪明绝顶，也许是作者疏忽之处。但她们所作诗词并非无病而呻，如香草笺之类，而是暗示她们的后运。即非如作者之言：“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古典言情小说确实如此。
三是《红楼梦》虽是言情小说，其他小说写到男女爱情，不问其家世如何，学识如何，无非是佳人才子一见钟情，中间必有一位梅香，代双方暗通信息，而于后花园相会。既而劳燕分飞，最后才子常中状元，衣锦还乡，与佳人缔结良缘，圆满结束。对此，贾母已有批评（第五十四回）。《红楼梦》不落此种陈腐旧套，它虽言情而不诲淫，除了贾琏与多浑虫媳妇通奸，丑态毕露（第二十一回）之外，不见有丝毫淫秽之辞。而且贾府由盛而衰，黛玉夭折，宝玉出家，宝钗守寡，十二金钗无不薄命，其结局即为悲剧。在各种小说之中，悲剧最能感动观众。吾人欣赏一种对象，而承认其有“美”的价值，必能给予吾人以快感。悲剧所给予吾人的，只是苦恼，何以吾人也承认其有“美”的价值而欣赏之？盖吾人心理有一种混合感情，这个混合感情乃结合两种矛盾的感情而成，不是快感，也不是苦感，而是一种新的感情。犹如赤与黄混合起来，而成为橙黄色一样。橙黄色既不是赤，也不是黄，而是另外一种色彩。同样，快与苦的感情混合起来，亦变成一种新的感情。在美学上称之为“快又不快的感情”(Lust－Unlust Gefühl)，可以挑拨吾人的审美情绪，而使吾人欣赏不已。人类优游终日，无事可做，往往感觉烦恼。即人类心理不甘寂寞，是要求劳苦的，要求刺激的，要求争斗的。没有劳苦，没有刺激，没有争斗，心理上常觉空虚。所以人类虽怕风波之来临，而又不甘于风平浪静的旅行。企业家不断地扩充生产规模，历史上许多英主不断地开拓领土，这都是出于不甘寂寞之心。在目的未达以前，一方有欠缺的苦恼。同时又有取得的欢乐，两种感情互相混合，便成为一种特别色彩的“快又不快的感情”。快感之中加入不快的感情，则不快的感情不但使快感发生特别的色彩，而又可以增加快感的程度，犹如烘云托月一样，可以表示月亮的光彩。所以“快又不快的感情”移入对象之中，可使对象更呈现了美的价值，这就是悲剧能够引人欣赏的原因。
悲剧可分两种：一是悲壮，二是悲哀。两者都是主人翁受尽苦恼，然在悲壮，主人翁所表现的是壮烈的牺牲；而在悲哀，主人翁所表现的则为哀伤的毁灭。壮烈与哀伤固然不同，而两者由苦恼，使读者没入于对象之中，同化于对象之内，而与对象同感苦恼，又由同感苦恼，对于主人翁的遭遇更有深刻的印象。
凡小说之以悲剧结束的，必须主人翁的命运受尽苦恼而至毁灭。倘令主人翁能够克服苦恼，得到胜利，则悲剧无从成立，而吾人观之，也许觉得平淡无味，对于主人翁的遭遇反无深刻的印象。吾人阅读沙氏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就可知道两位青年男女因恋爱而欢乐，因恋爱而苦痛，因恋爱而忧愁，因恋爱而恐怖。这种复杂的情绪反映到吾人心理，吾人亦跟着欢乐，跟着苦痛，跟着忧愁，跟着恐怖。即对象的感情引起我们关心的感情，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人，心灵上发生感通，这是沙氏文学的成功，也是曹雪芹写作的成功。吾国自古以来，以男女有别为士君子立身处世之道。贾母依吾国传统的礼教，说道：“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们说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又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第九十七回）这种话也许今日青年男女认为顽固，而由两百多年以前的人观之，必认为理所当然。然而此种传统观念却造成木石前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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