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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表现贾宝玉，除了写他的饮食起居、音容笑貌、爱爱怨怨以外，特别写出了他的梦幻、痴狂，即不仅写了他的精神常态，而且写了他的精神变态。注意写变态，本来是比较“现代派”的一种写作路数，但在《红楼梦》中，在贾宝玉身上用得十分频繁，十分成功，故而相当引人注目。先是第五回的神游太虚幻境，固然，作者是在借贾宝玉的梦来预告金陵十二钗的命运，把悲剧的结局明确无误（总体上）而又影影绰绰（各个人）地告诉读者。但所以做这个梦的是贾宝玉而不是别人，绝非没有道理。正如警幻仙子向“众姊妹”所解释的：唯“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这就是由他来梦的道理。将此梦解释为欲“规引入正”，实在是强词夺理，欲盖弥彰，是真性情与假道学的结合。而一方面是“聪明灵慧”，一方面是“运数合终”的提示是重要的，聪明灵慧的人生活在运数合终的背景下面，这也正是对宝玉的悲剧性的一种解释。
同样在此“幻境”中，警幻封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并解释说：“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在“万恶淫为首”的观念根深蒂固、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中国，作者敢于宣布全书的中心人物、而且是最带自况色彩的人物为“天下第一淫人”，实在有勇气。作者敢于正视“淫”即性心理在形成与生发宝玉的性格言行举止遭际方面的作用，在当时也是了不起的。闺阁良友与世道难容，这是又一重矛盾。这里的性别观与宝玉多次宣扬的重女轻男观，与其说是社会学意义上对于男尊女卑的封建秩序的挑战，不如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怀春少男的天性流露。当然，能正视、承认并敢于流露表达这种天性，便已经有了社会学的意义。
由此说来，宝玉此番神游太虚之梦，也就有了他的心理根据与性格根据了——“天下第一淫人”当然要在梦中历此奇幻，“醉以灵酒”“警以妙曲”“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柔情绻缱”“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均见第五回）也就是自然的了。
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赵姨娘的诡计，马道婆的魔法，写得愚昧迷信而且俗气，并且表现了曹雪芹对赵姨娘的偏见，不足挂齿。但宝玉的症状并非全无意思：
这里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里有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此时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脸红涨了，挣着要走。
这时宝玉状况大体尚未失控，但孕育着心理危机的爆发。接着：
……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益发拿刀动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
这大致符合精神病学的学说，前半段表现的是“情结”，情结不得解释发泄，演变成了后者——躁动型的癔症。
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宝玉竟把袭人当做黛玉：
……一把拉住，说道：“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儿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
病是“心病”，即精神疾患，写得很清楚。在不准爱的环境中，爱导致病，爱就是病，宝玉爱得深也病得深，爱得痛也病得痛。反过来说病就是爱，写宝玉的病，正是写宝玉的爱。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写宝玉的心病更详尽也更富有写实性。紫鹃一句“你近来瞧他（黛玉）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宝玉便“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直呆了五六顿饭功夫”，以致雪雁认为“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呆病了？”真是令人笑得酸酸的。接着，紫鹃说了“你妹妹回苏州去”，宝玉的癔症发作得更加严重，到了“眼珠儿直直”“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掐了人中也不觉疼的丧失理智丧失感觉的地步。至诚如此，痴情如此，一往情深，一至于斯，着实令人泪下！这些精神状态、变态，确实比仅写常态更深入、也更强烈了一步。彼时彼地不知心理学与现代派为何物的曹氏能这样写，委是难能。
《红楼梦》中对宝玉用了不少“乖僻邪谬”“似傻如狂”“疯癫”“呆根子”“痴病”……等语，他到底怎样疯痴即被认为精神状况不够正常呢？概括起来，不外两条，第一，他对贾府生活的虚伪虚无败落乃至整个人生的消极面看得太深太透太远，悲之太深，不合时宜似亦不合庸人常理。第二，他对女孩子特别是林黛玉爱得太诚太实太有情，在一个没有爱情的世界上偏偏生活在而且是仅仅生活在爱情之中，更加不合时宜与不合常规。细说起来，这也确实是一个相对主义的难题。即使仅仅从精神病学临床诊断的意义上判别，究竟是谁傻、谁疯呢？如果贾宝玉爱了便是精神疾患，贾珍贾琏薛蟠贾蓉他们对爱情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以及李纨对爱情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态度，王夫人一见“绣春囊”便“泪如雨下”“颤声说话”的生理心理反应，难道能够算是精神正常吗？为什么包括我们今天的读者在内，没有人考虑旁人的痴狂，却只考虑宝玉的疯狂呢？正如美国女诗人爱米莉·狄金森有诗云：
有许多疯狂是神圣的感受，
来自一双明澈的眼睛……
贾宝玉即一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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