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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红学是在“瞎猜”。严格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全部的科学都是在猜测。关键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理。我认为，我对谆氏兄弟、脂砚斋以及曹雪芹续妻这些人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反过来说，那些信任这些人的学者，也是在猜测。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人可以不被怀疑。其实这些人的疑点还是很多的。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这里不再多说。
总之还是要找到原稿，这样大家自然就不再争论了。但是既然一时找不到。而且有可能很久也找不到。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把该书置之不理。因为我们的确已经看到该书的大部分。也从中得到大量启发，历史的，政治的，哲学的，思想的，美学的……
这里所要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前人很少涉及的问题。这个观点据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虽然也没有看到完整的着作，但这并不妨碍他老人家研究该书。伟人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哉！
首先确定一下这个问题，毛主席是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以第四回为纲”。如果后来发现居然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说以比如说第四十回为纲，这样这里当作理论的出发点的根据就显得十分可笑了。红学一般认为，说第五回起到这个提纲挈领的作用似乎更加合适。因为人们发现第四回不外是贾雨村昧心枉法，错判一个案子，另外小和尚说了一个“护官府”。仅此而已。与后面的内容甚至缺乏全面联系。
这种说法可能很有道理。我对这个说法感到“或存或亡”。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66]
所以这里准备就这个问题采取折中的处理方法。
一般说来，毛主席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对我国历史的了解，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敬。所以他老人家说“以第四回为纲”，就有一定的份量了。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说法似乎没有得到确认。其实就是得到确认，例如党章上确定接班人，也未必就很可靠。但是这个提法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涉及到如何评价作品的问题。
这样我们还是回到老地方。该书究竟是一部或许写得很有创造性的“人情小说”呢，还是本文一直强调指出的那样，是一部以政治历史为主题的小说。如果认为作品是“人情小说”，自然就要以第五回为“纲”了。而第四回的描写只是个过渡、插曲。其影响到后面很快消失。如果认为作品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第五回就只是“太虚幻境”，是现实生活的假象。
所以即使不能遽然得出第四回为纲的结论，我认为，仔细看一下第四回对于理解《红楼梦》的政治寓意也是有意义的。
毛主席曾经主张教育改革。他认为大学的历史系和中文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这个说法用在我国的历史科学方面的确并非夸张。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国历史科学长期抄袭国外的僵化公式，硬是把中国独特的历史模式装在国外引进的公式内。这种情况的确导致历史科学长期不能正视我国的历史事实。自然得到的科学结论也就非常有限了。尤其严重的是，按照这种自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我国漫长的历史最后被归结为以下几个公式：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农民起义。
*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思维的荣誉。
其实只要稍微用心，就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在秦以后就已经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个民族的统治阶级认为，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以及君主的绝对权力可以建立一个持久稳固的封建农业大国。
所以从一开始这种思维方式就遭到了否定，埋下其否定，确认，再否定的恶性循环的祸根：道德的要求往往和君主的要求是相反的。君权本身就是个体的绝对否定。古人常谓“忠孝不能两全”。儒家学者在想象中调和二者的矛盾。然而显然这是徒劳的。要么是君权等于虚设，要么是道德等于废话。每一个封建王朝在其寿命的晚期，这个矛盾都会突出地表现出来。而且表现为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王朝解体了。另外一个新生的势力，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重新塑造一个道德神话，一个王朝由此树立。但是轮回并没有终止。前一个王朝的命运，君权与道德的矛盾会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表现出来。于是这个王朝也面临灭亡的命运。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这就是《红楼梦》所揭示的一般逻辑。所以说不能认为《红楼梦》在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红楼梦》只是忠实地证明，这段历史本身是虚无的，是段自欺欺人的历史。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和我国历史的物质条件分不开。
1.我国是个农业国家，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国家不是一个经常需要征战的国家。君权由此受到限制。
2.农业生产自然条件的低下，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3.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长期封闭，从而乐于自我封闭的事实。
这就说明，这不是一个进取的民族，而是一个安于现状的民族。另一方面，政治管理本身的情况，也必然为儒家学说的大行其道创造了必要条件。
1.儒家学说为残暴的君主专制披上温情的家庭外衣。从而使专制统治合法化。
2.适合分散的农业人口的需要。我们知道，儒家学说非常简单，一共只有几本书。虽然被士大夫吹嘘得不得了，其实只要背下来就可以了。
3.王朝需要治理的面积大、人口多。儒家学说的简单要求比较容易达到。
总之，有总比没有好。儒家学说的泛滥只是说明我国文化的衰落。聊胜于无。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被眼前的既得利益牢牢抓住，历史趋于停滞。而这只能是发梦的温床。
从文化的角度看，很难发现儒家“正统”学说对于我国文化起到什么积极的促进作用。[67]相反，在文学作品中，一般被认为价值高的，往往与儒家学说无关，关系不大，或者是或多或少反对这种学说。《红楼梦》就是反对儒家学说体系集大成的作品。
历史地看，儒学泛滥的时候，正是文化以及整个民族走下坡路的时候。韩非曾经说过，按照孔氏的言论，国家注定要衰落。我不是特别熟悉韩非的学说，所以不知道韩非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但是显然，儒学提倡脱离现实的主张。或者说，按照儒学的观点，国家将脱离现实。一个脱离现实的民族只能说是一个发梦的民族。另外，在明朝中后期，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即使是发梦，儒学所主张的也是卑鄙龌龊的东西，尽管他们用冠冕堂皇的言词把所有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装点起来。
但是这些启蒙学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如果仅是从“道德”这个角度非难儒学，那么他们并没有觉醒。只不过他们主张用一个较好的“梦”代替被他们指责的儒学的梦。
所以这些启蒙学者同样是《红楼梦》否定的对象。[68]尽管曹雪芹对他们的否定几乎采取了一个悲剧的形式。然而是梦终于难免觉醒。因此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两代人之间的不协调。代表传统势力的长辈以及代表启蒙意识的年轻一代。以往的红学对作品的认识从来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我们看到，作者给予所有这些人物的命运毫无例外地都是灭亡。这就是作品之所以达到古典文学登峰造极的根本原因。
历史地说，明朝后期出现的启蒙运动很难动摇传统势力的基础。而且不可靠的因素太多，例如外族的入侵，就彻底导致这一运动结束。《红楼梦》以它的方式证明启蒙运动不可避免趋于失败的历史过程。
对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其实就是对道德学说发展的研究。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一个道德体系取代另一个道德体系，这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其中自然有其内在的原因。揭示这个原因，分析不同道德体系意识形态的产生，建立，发展，衰落以及灭亡，这才是中国历史科学所需要完成的工作。[69]
对于清朝来说，一方面需要遏制明末的启蒙运动，另一方面，需要克服民族矛盾，确立异族统治。
前一个问题似乎不难。清朝统治者通过罗织“文字狱”，很容易把启蒙运动当作异端来对待。这就是说，满清把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
而这个方便朱明王朝就不具备。从一开始，朱元璋就为上层建筑的合法化而战。朱元璋规定了一个“八股文”的范围。按照字面意义来说，八股文的确是宣扬君权至上这些东西。我认为，朱元璋就这样上了儒学的当。按照儒家学说，礼才是最高的。君主只不过在整个“礼制”中占据一个首要的位置而已。各种各样的事情，臣僚都有“冒死上谏”的无上荣誉。一个信奉儒学的朝廷只能是一个吵吵闹闹的朝廷。
唯心主义学说的实践只能是这个样子。只有唯物主义才把确定什么是对错当作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加以研究。对于唯心主义就没有这个必要。只要圣人说了就行了。每一个人都引用圣人的言论，进而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
显然，一个神经正常的皇帝宁可养青蛙，也不愿意供养这么一帮废物。据说明朝有好几位皇帝长期不理朝政。也有好几位皇帝躲在后宫整天鬼混。还有好几个皇帝，不慎因纵欲过度而“崩”。的确，对于这些可怜人来说，宁可死在嫔妃之中，也远胜吵死于这个儒学的蛤蟆坑之中。这其实也就是贾宝玉的哲学。这样至少就可以得到贾宝玉人生哲学的一般出处。认为贾宝玉这样的人完全是作者杜撰，显然不符合历史。
那么清朝又如何呢？可以说，清朝皇帝在各方面都比明朝皇帝进步。就荒淫无耻来说，清朝皇帝一点不比前辈逊色。就花样翻新来说，则是更上一层楼。
警幻一语中的，明朝皇帝只是皮肤的“滥淫”，而清朝皇帝少数的则达到“意淫”的境界。所谓“意淫”并非不淫。只是在“淫”之上增加了宗教色彩。明朝皇帝也信道教，但只不过是为了吃药。而清朝皇帝，特别是顺治、乾隆，对喇嘛教已经达到了入迷的程度。[70]所以说，住在大观园里的妙玉的确很危险。[71]
一般地说，每当一个朝代到了晚期的时候，总是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过好在我国历史虽然很长，但是像朝代更替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很多。明朝末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很多古怪的事情。
* 宫廷政变。
* 皇帝对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的清洗。
* 皇帝与大臣的矛盾。
* 皇帝与武将的矛盾。
* 中央集权与地方豪强的矛盾。
* 整个统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
* 民族矛盾。
* 思想文化危机。
可以说，凡是想得到的问题，在明朝末期都出现了。这恐怕不是朱元璋能够预料得到的。如果要研究封建统治的危机，用这个时期作为典型显然是再恰当不过了。
让我们从头开始。
首先是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农民偏偏在这个时候特别不安分呢？难道李自成也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吗？这显然是荒谬的。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大量农民破产。再加上当时水旱不均，农民像苍蝇一样饿死。在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充分认识到儒学的荒谬了。看来还是法家的“仓禀足，知礼仪”比较正确。
但是明朝的统治者已经完全被儒学欺骗了。这些废物甚至直到最后，还按照儒家的标准得出结论，认为自己实在不是亡国的君臣。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了。
说实话，明政府不能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当时朝廷的很大的一部分军事力量用来对付努尔哈赤。
另一方面，李自成能够进入北京，这也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密不可分。例如我们看到，当吴三桂引兵进关之后，对付李自成的乌合之众，当真是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双方在各方面都不成比例。不论是经济实力，军官的素质都是这样。李自成的成功的确与当时所有人一起反对崇祯皇帝直接相关。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社会上普遍要求进行改革，限制皇权，扩大私有权力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对这些进步势力的代表力量，明王朝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明朝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暴力压服的基础之上。
虽然说每个国家都具有暴力压迫的事实。但是显然国家不能同时镇压所有的势力。国家必须依靠一个集团，对付另一个集团。这也就是国家的阶级属性。但是明王朝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家是朱姓的私有财产。这种根本错误的观念导致朱元璋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任何人。后来的皇帝开始依靠由皇帝一手控制的特务机关。而这样的特务机关，由皇帝的卫队和太监把持。
太监在明朝获得了最高的地位。太监头子可以随意捕杀大臣。太监甚至在全国各地建立宗祠，自比孔孟。这当然引起儒生的极大反感。古人历来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太监往往无后。如果太监真的成为“圣人”，整个社会伦理观念就要变了。
可以看到，个人道德在明朝与君权发生了最尖锐的对抗。而太监则是对抗的导火索。
继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之后，主角，崇祯皇帝登场了。这个家伙从一开始就是明王朝的终结者。当时的明王朝已经和所有人都陷入尖锐的对立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是太监的特务机关。但是崇祯又清洗了魏忠贤。皇帝如果以为这样就可以重新获得国人的支持，就大错特错了。
明朝从一开始就没有树立太多的恩义。朱元璋一直以杀戮来巩固他的集权统治。虽然清洗魏忠贤这些特务可以平国人于一时，但是从长期来看，明朝不可能满足当时社会的普遍要求。这就是说，根本的矛盾没有解决。当矛盾再次爆发之时，又不具备可靠的镇压工具，国家就处于莫大的危险之中。
信奉儒学的大臣历来比比皆是，多如牛毛。这些货色永远不可能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72]朱元璋从来也没有给与这些臣属太大的权力。而且这些只知道仁义道德的官僚也不能为王朝提供太多的帮助。例如南宋末年，文天祥的确成就了一番好名声。但是这样的人物正是贾宝玉最瞧不起的一类。还有，当元军逼迫过紧之时，有个大臣背着小皇帝跳海。总之，骚烘烘的很令人恶心。
当然，所有这些人都不是曹雪芹推崇的。前面已经说了，曹雪芹是个法家。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作品的反面春秋。因为当时清朝还是尊孔。贾宝玉这个态度就非常令那些投降的儒者为难。这等于是指责这些家伙恬不知耻，没有跟随他们的皇帝和王朝一同灭亡，而是极为难能可贵地活了下来。一直在谋求好名声的清王朝也自然不会不感到这一点。
这就再次暴露出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家伙的男盗女娼的本质。
我们已经知道，曹雪芹的祖先也是投降满清的一员。与吴三桂其实差不多。这些人已经看到明朝气数已尽，决定换换手气，投向满清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儒学带给国家的灾难。无论如何，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总数总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像大观园里吃螃蟹一样，尽管贾母、林黛玉这样的生怕吃多了不利于消化，但是还有很多人连尝都尝不到。崇祯在清洗魏忠贤之后，自然要依靠那些只会胡说八道的大臣。这些大臣在崇祯面前当真是慷慨激昂。但是就是一不会打仗，二不会治理国家，三满清一来立刻投降，混一个可以继续这样胡说八道的地位。
既然较高的社会地位已经被这样的不可救药的家伙所占据，那么像例如吴三桂这样比较有作为的将领，如果想继续升一步，就只好投降异族了。[73]
现在全国一致同意，与其继续让朱明继续鬼混下去，不如让满清来碰碰运气。我们看到，大明江山几乎是送给满清的。以至清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在进关之前就做好准备，随时可能退出来。所以他们进关之后，以抢劫为主要任务。这些鞑靼人的确抢了很多的财物和女人，并把这些东西运到关外。[74]
首先是那些负责抵抗清兵的队伍纷纷倒戈。即使别的人都还犹豫，只要吴三桂下定决心就足够了。似乎满清入关之后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抵抗。这些鞑靼即使再愚蠢，肯定也感到这次入关的气味不正。他们即使尽了全力，也只是在山海关一带和明军的一部分打了个旗鼓相当。可是等到他们入关之后却发现，在全国的范围内几乎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这的确是个怪事。后来这些鞑靼人在江南一带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在那个地方很杀了一阵。以此告诉大家，我们不是请来的客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是征服者，是统治者等等。
只要拿清朝的征服和蒙古的征服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到二者的确有些不同。后者才是真正凭借武力获得成功。而满清从一开始就陷入汉民族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
如何从“客人”变为名副其实的“主人”就成为满清王朝建国之后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这样就大致可以确定薛宝钗，薛家在书中的地位了。
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舞台上面活跃着大概四种不同的力量。首先是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皇帝；其次是处于另一个极端，要么是饿死，要么是起义的农民；第三是夹在二者之间的地主、士大夫阶级；最后还有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鞑子。
毛主席历来主张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在明朝末年，情况也是这样。往往农民起义不能直接获得成功，但是它极大地打击了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在与起义军的斗争中，中央政权不得不扩大地方地主豪强的力量。这就为接着的军阀割据创造必然的条件。
从历史上看，汉朝、唐朝、元朝、明朝和清朝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说明朝末年的地主阶级没有尽全力扶助明朝，可能也是想走军阀割据的老路子。但是他们没有考虑，或者说是低估了满族人的存在。恐怕他们打算与满族人和平相处，而不是如皇帝那样试图兼并他们。
从理论上看，当时的启蒙运动虽然相当激烈地抨击了明王朝的罪恶，但是在明王朝之后，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就没有说得很明确。有的学者提出“圣王”统治。但是这个“圣王”的确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每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皇帝都是比较有作为的，也知道节制皇权，发展经济。问题在于后来的子孙并不能继承这些好品质。所以“圣王”的提法一点也没有在理论上把实践推进一步。
正当这些人在理论上一筹不展之际，社会革命已经突破了这些启蒙学者的视野。李自成没有读过书，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在李自成进京之前，中间阶级甚至看好这个人。李自成毕竟还是有人民基础。而崇祯有道统上的根据。可以说，在政治上，中间阶级很贫乏。一方面，他们自己就是地主、商人，缺乏人民群众的拥护。从道统上说，又都是皇帝的子民。虽然启蒙学者试图批判儒学以削弱皇帝在理论上的权威，但是这个启蒙运动本身就很微弱，仅仅是非议而已。没有拿出正面的东西与朝廷相对抗。毛主席说，书生造反，三百年不行。恐怕就是指明朝中后期的情况。[75]
但是事情在李自成进京之后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李自成流寇的习惯没有改。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这就使问题不一样了。
首先，中间阶级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让崇祯来做皇帝。虽然崇祯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基本上保证了中间阶级的既得利益。
其次，中间阶级的主要问题，崇祯已经被李自成打倒。对于这些人来说，李自成的使命已经完成。下面的事情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没有崇祯的新秩序。
第三，他们的行动还必须赶快。否则李自成站稳脚跟，事情就不一样了。
总之，中间阶级的主要问题还是土地。只要大的土地兼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中小农民的大量破产，以至于起义的事情就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在历史上，例如魏朝皇帝就与士伐阶级在这个发生矛盾，从而给司马氏造成机会。
同样，在明朝末年，中间阶级再次与中央集权发生矛盾。至于具体的矛盾是什么，这里没有准确的调查。不过很显然的事情是，中间阶级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再次选择背叛的道路。
至于双方谁更代表进步的生产关系，在严谨的调查之前，不好说太多。根据我的印象，目前普遍的观点是，在明朝中后期，产生资产阶级经济萌芽。按照这种一般性的意见，似乎是明朝皇帝更多地出于反动的地位。但是结合魏晋时期的例子，还是不能得到武断的观点。无论如何，在我国历史上，大土地所有总是代表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即使在现在，小农经济仍然属于进步的生产力。
另外，从民族感情上说，中间阶级为了推翻朱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不惜与异族刽子手狼狈为奸。即使从这一方面讲，这些人也不配得到更好的下场。
这些中间阶级的代表似乎很天真，他们自以为是向满清借兵，最着名的是吴三桂开关放清兵进关。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天下永远就是他们的天下。而满清所起的作用也和李自成差不多。但是问题显然是，历史的发展只是由所有力量的总合所决定。当中间阶级还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时，他们还可以控制局势。但是当局势的发展超出他们的范围之后，他们就无可奈何了。虽然在一开始，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吴三桂还在云南起兵。但是这些人的确发现满清已经背叛了那个“金玉良缘”之后，他们又能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呢？根本无能为力。
一方面李自成的余痛还在，另一方面，满清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接管了国家政权。最后，恐怕是最重要的，清朝的统治阶级根本不信任他们这些汉人。军政大权直接由八旗贵族控制。这就是说，满清没有搞什么特务恐怖；清朝搞的是整个国家的恐怖。启蒙学者对于看重道统的明朝，还能说几句。但是清朝一直没有把道统放在眼里。满清贵族说，大清的江山是打下来的。
但是清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放松文化上面的专政。那些喜欢非议朝政的儒家学者，明朝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清朝一来就把这些学者处理了。据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共杀了几百个儒生，就一直沸沸扬扬地骂了几千年。相反，满清大兴文字狱，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其恶名反而不如秦始皇重，这岂非怪哉。
通过文化专政，满清的确极大地巩固了它的统治。这个措施，即文化专政，在秦始皇那里不过是出于一时的怒气。而满清则因吸取明朝的教训，把这个措施提高到战略的高度，这的确开了一个先河。
总之，清统治者接口“排满”，把那些具有启蒙思想以及敢于表达启蒙思想的学者都杀了。这就是其统治巩固的根本原因之一。
前面已经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曹雪芹撰写《红楼梦》，却没有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注意和干预是不可思议的。
换句话说，如果明朝也像清朝这样，通过国家机关杀光这些启蒙学者，其统治是否会延长呢？
我认为，不能得到这个结论。因为明朝毕竟和清朝的统治原则存在着巨大区别。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就试图把他的统治按照血统永远流传下去。但是他深知，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武力之上。毛主席高度评价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朱元璋必然想到，他的子孙肯定不会像他一样流落江湖，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换句话说，朱元璋已经知道他的子孙必然与前面历朝历代的皇子皇孙一样，不多不少，也都是废物。其实就是秦始皇又何尝没有这个打算？秦始皇收天下之兵，筑七十二铜人。
从地主阶级角度讲，这个“道统”的确有说服力。从明末软弱无力的启蒙运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对于生活在这个思想体系之外的集团来说，如农民和异族，这个道统就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说儒学这一套唯心主义的东西“防君子不防小人”。但是进一步说，它“防君子”又何尝完全成功。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启蒙运动是如何费尽心机地破坏道统的神话吗？我们不是看到被儒家学说所苦的中间阶层是如何给朱明王朝暗中捣鬼，甚至任由李自成毁灭这个道统的吗？我们不是已经看到这个被道统所困扰的阶层在关键时刻甚至不惜与异族为伍也要彻底粉碎这个他们曾经愿意效忠的王朝的吗？
看来法家理论又一次占了上风。当阶级利益与传统的道德约束产生矛盾的时候，最后究竟是哪一个取得胜利。[76]
继朱明王朝成为儒家理学的牺牲品之后，中间阶级成为启蒙学说的牺牲品。只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个历史事实，才能理解作品中“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真实意义。
当前红学的最大缺陷之一就在于虽然它看到曹雪芹与启蒙的血缘关系，却没有进一步看到作品对这个必然夭折的理论运动的否定。这就是说，红学居然把《红楼梦》放在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77]的启蒙运动的水平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红学的巨大误解之一。
在吸取了明朝失败的教训之后，满清认为，“讲道理”并非总是管用的。他们决定以武力扞卫自己的权力。而武力的基础就是八旗。换句话说，满清的统治其实就是建立在八旗的团结，一致对外之上。
这样我们大概可以说所谓“护官符”的重要意义了。原来满清也有这个“护官符”。这个“护官符”就是八旗制度。
我要说，纵看中国历史，这样建立在确定的贵族联合之上的统治方式的确是罕见的。以往的封建统治形式，都是以单一血缘继承为根本标志。如明朝，就嘉靖皇帝的父母亲是否得享太庙曾经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在满清就不存在这个方面的问题。鞑靼人在入关之前，还处在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状态。似乎要想很明白地分清父系方面的继承关系或者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例如在皇太极逝世之后，顺治的母亲为了保证顺治的继承，嫁给多尔衮。这件事情显然给顺治造成巨大精神打击。这可以从他谋害兄弟，霸占董小宛这件事看出来。
在八旗贵族内部，可以说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似乎只要是爱新觉罗氏，都有资格继承大统。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是让清史学者给一个结论吧。这里只是想说，满清的统治基础，即非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原则，又非唯心主义的道统原则。而是独一无二的小集团的原则。这个集团虽然从绝对上说并不小，乃是整个八旗子弟。但是相对来说，满族始终只是少数民族。
如果说第四回透露了什么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护官符”。通过这个“护官符”，可以看到满清独特的统治原则。如果说八旗子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红学学者依然感到莫名其妙，这个“护官符”又说明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
即使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四大家族”实际是指的什么了。如果作品的目的就在于证明四大家族的没落，那么这样的作品对于满清又意味着是什么呢？如果广大读者在所谓“人情小说”的掩盖之下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当代自以为是的红学又如何能逃其误导的责任呢？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的确认为作品以“谈情”为主，那么又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甚至在“摇曳生态”的前辈依然摇曳的时候，谈请甚至成为唯一正确的事情。
Let’s rock.
[66] 《老子》
[67] 现代学者总是把法家的影响归结为儒家的影响。
[68] 现代红学注意到《红楼梦》与启蒙学者的内在联系，却没有看到《红楼梦》对这些思想学说的批判立场。
[69] 虽然运动的实质是经济基础。但是本质还不等于直接等于形式。
[70] 据说乾隆是西藏一个活佛的入室弟子。
[71] “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72] 需要解释一下。在宋、明朝，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都声称自己是“儒者”。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这些人的绝大多数的确如正文所说，基本是个废物。但是也有极少数是披着羊皮的狼。这些人未必把儒家的经典当一回事。他们有非常明确的法家主张。但是为了与主流社会保持一致，他们也没有自称自己是什么“法家”。例如曹雪芹就是这样的人。
[73] 关于这一层意思，没有比林黛玉说得更清楚的了。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74] 林黛玉形容这种场面是“携蝗大嚼图”。
[75] 通过考察历史，似乎很难说除了明末之外还有哪个朝代的“书生”试图造反。严格地说，清朝也不是。清末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都试图走一条类似当时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而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虽然可以说是半个书生，但是一方面，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封建制度；另一方面，这个辛亥革命没有完全获得成功，这也是很显然的事情。能够说蒋介石完成了总理遗愿吗？虽然蒋介石自己是这么说。那么我们是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辛亥革命的完成呢？
[76] “天变，道亦变”。
[77] 忽然我又想到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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