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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洪承畴想到小红已经使人觉得牵强附会了，而杜世杰还联想到小红走过蜂腰桥，实际上就是影射洪承畴“变节”。他说：
小红因坠儿贾芸来才走上蜂腰桥，蜂腰在二节之间，投降也叫变节，小红走到蜂腰桥，这又说明洪承畴处在一节与二节之间。(同上。着重点引者所加)
小红走过蜂腰桥去干什么呢?是去拿笔。拿笔干什么呢?是要描花样子。《红楼梦》作者这样安排是什么意思?杜世杰说，这是“影射洪承畴写降表事”。理由何在?理由就在于“花”应读“话”即“话样子”，“说得明白一点，即洪承畴所写的降表”。杜书中随处利用《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批判洪承畴等降臣，如说： “洪承畴在不能逃走的情形下投降，投降便遗臭万年，所以贾蔷浇了贾瑞一身屎尿。贾瑞早晨回家，对家中人说： 是失足掉在茅厕里，这便是失足遗臭之意。”这类随意牵合、随意发挥之处书中很多。
就像许多已往的索隐派着述一样，《红楼梦考释》也把《红楼梦》看成是小说作者写的一个“谜”，而研究《红楼梦》也就是千方百计地“考释”这个“谜”。杜世杰强调的是，《红楼梦》里的“谜”都属于“谐韵格谜”，比较难猜，但他提出了“先猜后谐”、“两层破解”的方法，认为掌握了这办法，就能“考释”出《红楼梦》的隐义。小说二十二回写到宝玉制的谜是：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他说： “贾政猜镜子，实际是舜帝坐朝之典。”并对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命名隐义猜释如下：
作者既拟宝玉为舜帝，黛玉为湘妃，那对宝钗就应该拟为湘君，但那太明显了，所以作者改用蘅芜君。蘅芜为香名，见《拾遗记》，别无他解。蘅芜君即“香君”，谐韵读“湘君”。这是一个比较难猜的谜，但谐韵格谜，都是要先猜后谐，就是谐后语所用的谐韵也是要经过两层破解。如“反穿皮袄”要先猜“装羊”，然后谐“装佯”。“外甥打灯笼”要猜“照舅”，然后谐“照旧”才通。依此法则应猜“蘅芜君”为“香君”，然后谐“湘君”，也是很自然的猜法，并不是穿凿附会。而《红楼》上采用的全是谐韵格，依此法猜宝玉的谜为“舜帝”，然后谐“顺治”，所隐的史事全显眼前。(第四篇)
根据杜世杰这样的“考释”，他认为就能明白小说作者的命意： “就竹夫人、潇湘馆、潇湘妃三个名词对证，黛玉况湘妃无疑”；“就更香、蘅芜院、蘅芜君三词对看，宝钗必射皇后”；“钗黛既射后妃，那绛洞花主(宝玉)必射帝王，并且应射夷人帝王”。小说作者以舜帝比顺治，“宝玉既况顺帝，则宝钗即是皇后，黛玉就是贵妃”。杜世杰就是以这类猜谜法来论证“宝玉与满清帝系”诸种人际关系，来论证贾府是影射宫廷史事的。
三、 李知其《红楼梦谜》： 研究“梦谜”应当用“详梦”的方法
80年代，香港有自号“不过如是斋”的李知其，也写出了篇幅很大的索隐红学着作，书题叫《红楼梦谜》。此书1984年出版上篇，1985年出版下篇，1988年又出版了续篇。上篇是该书第一章《〈红楼梦〉角色猜谜举例》，有文二十四节；下篇是该书第二章《〈红楼梦〉事物猜谜举例》、第三章《〈红楼梦〉面面观》、第四章《“红学”的议论》，有文二十八节；续篇以程甲本一百二十回为猜谜对象，有文一百二十节。
李知其的《红楼梦谜》，其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就是继承和发挥蔡元培等旧红学索隐派的思想和方法，认为《红楼梦》是反清复明之作，说《红楼梦》“是一本前所未见的梦谜小说，到处隐藏了大、中、小的谜语不计其数”(上篇第一节《甄英莲》。着重点引者所加，下同)。认为小说作者就是通过制作这许多“谜”、“梦谜”，来反映政治历史事件，表达反清复明思想的。
《红楼梦谜》的特点之一，是强调小说作者善于“营造谜语”，而李知其又极善于“解谜”。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李知其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影射顺治皇帝，小说第二十二回湘云叫宝玉为“爱哥哥”那段话有诅咒胡人“死亡”之意。他说：
第二十回，史湘云叫宝玉做“爱哥哥”，黛玉笑她： “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么爱三了。”黛玉短短一句话里，出现了“爱”字三次，实在是一个明点： 贾宝玉原是姓爱的。……“回来赶围棋儿”是说回来围攻旗夷的时候，“又该你闹么爱三了”这一句话表面是闹一二三，实际写成只见有一二三而无四，无四谐读胡死，可知史湘云口中的爱哥哥只是书中的言语，她心里却是要咒闹胡人的死亡呢。(上篇第八节《贾宝玉》)
第二个例子，李知其说，小说第八十七回紫鹃说要厨房为黛玉做一碗汤那几句话，其实是“作了一个史事报告”。他说：
《红楼梦》藏谜的手法，每每痴得使人惊叹不已的。像第八十七回紫鹃问黛玉： 叫雪雁告诉厨房，给黛玉作一碗“火肉白菜，加了一点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菜”好么?这时的紫鹃，其实作了一个史事报告。“火肉”谐音鹅肉，白彩的鹅肉就是天鹅肉了；“虾米儿”读“蛤蟆儿”；“青笋紫菜”是清顺治来。这一碗汤恐怕是说： 弘光帝那个癞蛤蟆，只为好色想吃天鹅肉，看看快把江山配给了顺治帝了。(同上第七节《林黛玉》)
李知其这种猜谜法，真是匪夷所思，其穿凿附会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与其说这是小说作者在“制谜”、李知其在“解谜”，不如说这些所谓“谜”，“实际上是这位索隐家自己制造出来的。猜谜人自己即是制谜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②。
《红楼梦谜》的另一个特点，是竭力推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梦”的概念；公开提出《红楼梦》创作本身就是“做梦”，所以研究《红楼梦》就应当使用“详梦的科学方法”。对该书的这个特点，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段话，转录于此：
《红楼梦》创作过程是“做梦”，而曹雪芹呢，“他既非‘作者’，也不是‘抄者’或‘阅者’，只是一个呓说人在泄恨说恨”(页738)。《红楼梦》既是“做梦”的产物，研究它也就必须用“详梦”的方法，而且这才是“科学方法”!这就是《红楼梦谜》着者告诉我们大家应当懂得的方法论!我们不是说科学研究应当实事求是么?按照李氏这种“做梦”说、“详梦”说，哪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可言呢?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以主观随意性为其根本特征的，但当索隐学者无法自圆其说时，索性把文学的创作和评论统统理解为非理性的活动，用一个“梦”字来搪塞。对于这样的理论和方法，真是叫人不知说什么好了!③
李知其在《红楼梦谜》中劝告青年人不要读非索隐派的红学着作，应该读索隐派的红学着作，并且“做索隐读者”(上篇第八节《贾宝玉》)，还要求他们“有信心遵循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潘重规、杜世杰等正确而高明的导航线，继续把谜语猜下去”(同上第二节《薛蟠》)。索隐家的李知其，将已故和在世的新老索隐派及其索隐方法称为“正确而高明的导航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青年们是否会像李知其那样，遵循他那“详梦”的方法“继续把谜语猜下去”，具有科学观念和理性意识的青年是会作出他们正确的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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