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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索隐派方法论并不科学，其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非科
学性质在《红楼梦》研究史上，索隐派的文章着述不少。历史上曾发生过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之间的一场争论，那场争论虽然充分暴露了索隐派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质，但是用索隐派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绝迹，有时候还显得相当突出、活跃。近几十年来，海内外的索隐派着述，实质上是旧红学索隐派的继续。
如何认识《红楼梦》研究史上的胡、蔡之争呢?如何认识和评价新旧红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前途呢?我曾经说：
《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争论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是对红学史上一场争论的评述。历史上这场争论至今在红学界并没有结束，从某些现象看来，旧红学索隐派在当年经过新红学考证派的批判之后，似乎又有“反攻”之势。而在我看来，以主观随意性为特征的索隐派红学，从科学研究的观点来衡量，其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就是站不住脚的；新红学考证派的着作，虽非没有缺点，但两相比较，总的说来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派比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较为切实一些。至于历史上的索隐派，本身并非完全相同。蔡元培的方法不对，但他的《石头记》历史地看还保留着某种思想进步性。如今海外有的新的索隐派着作，别看有的是皇皇巨着，可是比起蔡元培来，不但未见高明，主观主义的随意猜测的毛病更为严重，所以我认为索隐派无论新旧，在《红楼梦》研究中只能是“终归穷途”。④
为什么在红学研究中索隐派着述不绝如缕，有时还显得相当热闹，然而我们却说索隐派红学在学术上终归穷途呢?这并不取决于批评者对它所持的批评态度，而是由索隐派研究方法本身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无法克服的非科学性质和非科学倾向所决定的。
索隐派红学家称自己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方法。除个别索隐派红学家曾公开提出《红楼梦》研究本来就不必采取什么科学的方法，如上面我们说到的李知其，他认为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其实都是“梦”，研究《红楼梦》不必遵守什么严格的科学规范、科学原则、科学方法，完全可以并且只有使用测字猜谜的方法，放任个人的主观猜测和想像才能发现《红楼梦》的隐意，他不在乎他人认为自己这种“详梦”方法是否合乎科学。此外各种各样的索隐家都热衷于为自己主观猜测的方法涂上一层科学的色彩，力求把自己索隐的方法说成是科学的方法，企图借此显示其方法的科学性。其实，科学的考证方法跟索隐派的猜谜方法其性质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把两者区别开来。
那么科学考证和主观索隐有什么不同，如何加以区别呢?我们可以从下列若干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就提出论题而言，考证家的论题一般地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论题的提出以考证家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观察和了解为基础，强调论题来自客观对象；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主观悬念，在索隐派红学着述里，许多论题即所谓“谜”，其实都是这些猜谜家自己制造出来的。其次，就论证过程而言，考证家的论证强调遵循逻辑、尊重客观实际。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材料到结论；索隐家在这一点上恰好与考证家相反。他们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索隐派的着述中，论证的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支离破碎、东拉西凑。他们的论证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有时是把事实和材料裁剪、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例如根据自己的需要，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或联系。再次，就结论验证而言，考证家在主客观条件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考证的结论是比较切实可靠的，当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考证家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考证过程及其结论会有失误，但考证方法所得的结果无论是对是错，一般地说是可以验证的；而索隐家们对自己所得出的结论，总是评价甚高，往往自诩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红楼梦》的真正解人，其实他们的结论往往是主观猜想的产物，并非什么真知灼见，很难说是切实可靠的。同时，索隐派主观猜测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往往是死无对证、无从检验的。最后，就研究价值而言，科学考证的目的和作用是通过认真踏实的研究，去探讨一些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依靠已知的科学知识，从已知到未知，帮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获得新的见识；索隐家们索隐的具体目的和动机虽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或为了证实某一政治成见、心理观念，或则借此自炫博学、善于解谜，甚或借此消磨时日，以驱遣文字自娱并以此娱人。看来索隐家们追求的是某种乐趣，是自己和同好者心理上的满足。但也正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主观猜测、随意附会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圆其说，也难以从科学上取信于人，有的读者则不但难以从中获得有益的新知，脑子里反倒是被塞进许多想入非非的虚幻故事和无益的思想观念。
总起来说，科学的考证本身要求尊重客观实际和科学规律，考证家某些具体考证可能产生失误，但他们毕竟受到科学研究原则的约束；测字猜谜的索隐，尽管在某些人看来颇有一种乐趣，但是以主观随意性为其根本特征的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使索隐派红学着述存在着非科学的有时是明显的反科学的倾向，这是基本事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内外红学索隐派的理论和实践，再次暴露红学索隐派方法自身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经验启示人们，红学研究工作者，只有认识到索隐方法非科学的性质，吸取索隐派研究的历史教训，才有可能克服《红楼梦》研究中重复出现的非科学倾向，才有可能提高红学研究的科学素质和科学水平。
注解：
① 胡适此文发表于1951年10月，潘重规《红学六十年》附有胡适此信影印件。拙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在选编潘重规、陈炳良有关索隐红学互相商榷的文章时，也编入了胡适此信。按，潘重规，字石禅，潘夏是他的笔名。
② 拙文《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在谈到《红楼梦谜》一书时，曾对该书的猜谜提出这样的批评。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收入拙着《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 拙文《红学批评应当实事求是》(评《红楼梦谜》对胡适和非索隐派红学的批评)，刊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④ 参见拙着《论红楼梦及其研究》的《自序》。《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争论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原载《红楼研究集刊》第四辑，收入《论红楼梦及其研究》。
（原载于《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郭豫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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