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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段启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着名红学家。
张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着名红学家。
孙玉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红学家。
主持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鲁迅先生说自从《红楼梦》诞生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他肯定了《红楼梦》在中国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红学研究已经走过两百年的历程，在红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这些流派对于《红楼梦》主题思想的阐释不一样的，比如像索隐派、考证派、探佚派。那么能不能请张先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红学研究历史上这些不同的流派，它们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怎么样阐释的。
张俊：讲《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我觉得首先应搞清楚一个，就是什么叫主题思想。探讨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呢，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么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这部作品它写了什么内容，第二个层次就是说作家写这部书的时候他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书？第三个层次是后来的人对这部书是怎么样看的。大概比较麻烦的就是最后一个层次。因为鲁迅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可能大家知道，就是讲到《红楼梦》的时候他说，《红楼梦》的名义就是很多，因为读者的眼光不一样，所以就认为《红楼梦》的思想也有冲突。比如说“经学家看见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的是排满，流言家看的是宫闱秘事”。实际上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由于读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立场角度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看《红楼梦》也是这样，首先我们还是应该肯定《红楼梦》是有主体思想的。大概最早说《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当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认为《红楼梦》它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是谁呢？就是脂砚斋，这个大家都知道，当然脂砚斋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法不一样。那么当时脂砚斋他讲到说《红楼梦》描写的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的第一回脂砚斋有个批，第一回写了一个“绛珠仙草，神瑛侍者”的故事。脂砚斋在这儿有个批，他就说作者是要借这个故事来写他心里面的积郁，积郁就是悲愁和苦闷。那么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要把他自己心里边的悲痛的一些事情讲出来。这是比较早的。接下来就是评点派，评点派代表人物是两个，一个大家就是所谓的护花主人，就是王希廉。王希廉他在评批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就是感叹家世的盛衰。这是评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一个叫做张新之，就是太平闲人，他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讽刺家庭教育的失败。后来就是索隐派，索隐派重要的兴趣是考察《红楼梦》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大家也知道，最流行的一个就是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顺治皇帝就是贾宝玉，董小宛就是林黛玉，写他们两个的故事。这是说他写这样一个故事，索隐派里头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那么就说里头写的女子就是汉人，男子就是满人。所以他认为《红楼梦》主要是要批判满清王朝的。接下来就是考证派，考证派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写他自己的家世的。当然解放以后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意见。
主持人：看段先生有没有补充的。
段启明：《红楼梦》大家是非常喜欢的，其实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刚才张先生所叙述的那个情况，这几种流派，事实上是一直贯穿下来的。有一些是并行的，但是有一些是有所侧重的，比如说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以后，好像考证派比较的占上风，为主体，为主线。但是其实这个时候评点派和索隐派都还存在的，所以它这几种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而这里面每一派的里面情况也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讲，比如考证派吧，往往说是胡适先生是开山者，而且往往也把俞平伯先生提到这里面来，但是事实上呢，现在有人就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余平伯的《〈红楼梦〉考证》是不一样的，胡适先生对于《红楼梦》的考证更着重于史学的，就是说把《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的版本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面去考证，通过历史、通过史料来对它进行考证，当然这方面胡先生取得很大的成就了。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辩》或者《〈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考证呢，更着重于《红楼梦》作品本身，所以有人称这是文学的考证，那么文学的考证事实上跟后来兴起的小说批评，其实它里边有很多是相融的，文学的考证和小说的批评是相融的，所以这里边的关系很有意思的，仔细来分辨的话，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主持人：咱们挑出一派来剖析一下，好像孙先生对索隐派的内核很在行，请孙先生讲一讲索隐派对《红楼梦》主题思想是怎么样的一种看法。
孙玉明：也不能说我很内行，只是说编过这样一套丛书。《红楼梦》之所以形成为一门学问、专学，并不仅仅它有谜，首先是《红楼梦》本身所具备的文学艺术魅力吸引了大家，大家关心《红楼梦》了，才去关心它的谜。像我无名无姓，大家不知道，我失踪了、死了、活了，大家不会关心。因为《红楼梦》有这个魅力吸引着大家，所以说大家才要去关心《红楼梦》，也关心《红楼梦》的谜。考证越多，发现的史料越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越多，出现许许多多的矛盾的地方。曹雪芹活了四十岁也罢，活了五十岁也罢，咱们知道的都只是些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东西，所以好多是解不开的谜。《红楼梦》又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它也有许多解不开的谜。正因为它有魅力，大家要去解这个谜，越解谜越多，越有吸引力。第二个就是说许许多多的大学者都加入红学研究队伍中来，不是说能搞《红楼梦》就能成为大学者，而是他本身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他才有《红楼梦》的研究。历史上熟悉的人物像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俞平伯先生，到后来的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甚至于说咱们政治领袖的参与，更把这个红学热潮给掀起来。这形成一个重要的群众基础，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红楼梦》爱好者在，爱好《红楼梦》不是别人能煽呼起来的，我在这儿推销一个产品，我做什么广告，而是《红楼梦》本身具备这样的魅力，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同，所喜好，所以说红学的形成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
那么索隐派它作为另一个历史流派怎么说呢？概念是怎么说的，索隐就是因为第一，《红楼梦》有许多谜，曹雪芹有许多谜，《红楼梦》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那么有许多人，就是说作者在前面有一个误导，说“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这种情况下，有好多人就要去探索《红楼梦》背后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出现了种种说法。最早可能是乾隆54年出现了“张侯家世说”，就是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里边提出来的，张侯大家比较熟悉，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边的有一个张勇，历史上实有其人，当时在平“三藩”之乱的时候立过战功。实际上最早前面还有一个是纳兰明珠家世说，纳兰明珠大家看二月河的小说也都知道，就写了他的家史，有的时候是明珠，有的时候是他的儿子纳兰性德。还有一说，前一段《宰相刘罗锅》放得很火，说是和珅家世说，等等，实际上说它隐去的真事，也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所以说，索隐派索解背后隐去的真事，恰恰是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上文史不分的概念所造成的，就是说小说起源于什么，起源于什么时代，现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像张老师、段老师他们专门搞小说史，都知道这个，有的说起源于史，有的说起源于神话，有说是起源于先秦散文。但是呢，看看那个都是翔实的，它真正成熟是从唐传奇开始，小说开始成熟起来的。但是中国古代也把小说叫做野史，就是说它是补正史之不足，所以文史不分家的观念造成了中国人一种观念，就是说小说是来源于历史，它是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文人在那儿编造的故事，当然编造故事有的是虚空架构，有的是按照生活的真实，来艺术地升华，来写成的小说，那么就形成了这一流派。
还有一个咱们传统的汉人解经，分为古今两大学派，就是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古文学家是依据版本、依据事实来考证这个书的真伪，这一段文字的是非真假，今文学家的——当时新文学家都是一帮“中央委员”一级的政治家——要求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他解诗经的时候就枉加阐释，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到宋代这个时候，王安石他们搞变革的时候，解经的时候都是随意而为。甚至我可以说，一直发展到咱们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的阐释都有他们共同的性质，就是说我随意而解《红楼梦》。文学艺术研究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有这样的要求，那么阐释必然是歪的。实际上说到考证派，考证派推翻了索隐派的妄言，他注重事实，他从古文学家那儿流变来的，可是当胡适这一派，就是新红学派，把曹家和《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府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是说蔡元培他们这一派索隐的是明珠家世，什么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等等，他索隐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区别在于混同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
主持人：那我想问张先生，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对于《红楼梦》的评价是认为它的主题就是展示人生的痛苦与解脱，《红楼梦》的精神就是解脱精神，那么您如何来评价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这种悲剧诠释。
张俊：关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写过一篇就叫做《〈红楼梦〉评论》。这一篇文章呢在当时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是不同于评点派、索隐派的观点的。我接着刚才孙玉明先生说的，索隐派里边有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就是明珠家世，写的就是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在清朝是个有名的词人，词写得相当好，王国维先生就认为，《红楼梦》里边的一些感情色彩和纳兰性德的词是一样的，是相通的。但是他认为《红楼梦》里面所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绝对不是纳兰性德和他妻子的那种感情。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大悲剧，是悲剧里边的悲剧。《红楼梦》写的是什么？《红楼梦》写的人生的悲剧、爱情的悲剧、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这个观点大概最早的来自于王国维先生的那个意见，因为王国维先生是一个文字学家，是一个古典文献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所以，他的眼光我觉得比索隐派的蔡元培先生、沈瓶庵这些，比他们要高得多。
主持人：我们再来听听段先生对王国维这种悲剧的诠释有什么看法。
段启明：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这部书很薄，这书最早写成的时候是1904年，因为他这个书的问世的时间比索隐派的那两部代表作品——就是蔡元培和王梦阮的——要早十几年，所以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王国维这样有理论的有系统的这种评论，应该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的这种评论，给冲淡了。大家所喜欢的、所关心的就是贾宝玉到底是谁，贾宝玉是不是顺治皇帝，林黛玉是不是就是董鄂妃。像蔡元培先生他那个《石头记索隐》大概是1917年写的，他比王国维那个已经晚了很多了。但是他这个一出来以后，就把王国维先生非常重要的这部着作冲淡了。我觉得王国维的这部着作不光是红学史上一部有标志性的理论着作，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也是很了不起的。就研究《红楼梦》而言，他是第一个有系统地来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的。整个《红楼梦》已成为一个学问，它的理论价值得到阐释，王国维是功不可没的。另外他也是第一个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他引用的是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用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宿命的、悲观的。这是很了不起吧，我们现在要引进西方的理论技术，那王国维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进得非常成功了，已经拿来了。
所以这个着作在《红楼梦》研究当中是功不可没的，它里面所讲的问题，我的看法它是一个美学角度的评论文章，它虽然讲人生，说《红楼梦》写的就是人生的这种欲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就永远是痛苦的，这是他的观点。人就像钟摆一样，摆过来摆过去，都是在痛苦欲望之间，不会超出这个。所以他认为用这个观点解释《红楼梦》，就比如像贾宝玉看到他的未来就是贾雨村贾政第二，他不愿意再走这样同样的路。贾宝玉越是有欲望，他希望过那样的生活，他希望得到像林黛玉那样的爱情，那么这些又是不能够实现的，所以他就永远在痛苦当中。贾宝玉最后怎么办呢？出家是一种解脱，人生是永远不能摆脱痛苦的，因为你人生老是有欲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就永远是痛苦的。那么怎么才能够解脱呢？就像贾宝玉那样，这是他特定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红楼梦》评论的价值不在于这儿，在于《红楼梦》的美学的批评，美学的鉴赏。他提出来中国两部悲剧作品，一个是《桃花扇》，孔尚任的长篇传奇；另一个就是《红楼梦》，而且他说《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这样引进悲剧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王国维是首功，地位是很高的。
孙玉明：对于王国维先生这边，首创之功不可没，我承认。但是我觉得现在红学界对这篇文章评价非常高。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反响、后继无人的原因：第一是当时咱们的留学生太少，了解欧美的人还太少，那么它引不起反响；第二是他这个文章现在仔细读一读，给我们现在研究界基于用欧美的方法，弗洛伊德、尼采的理论来肢解文学作品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王国维先生是一个大学者，他驾驭起来游刃有余。就说让你读着非常什么，他纯粹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人生可以，来解释《红楼梦》不可以，《红楼梦》虽然写的是一部人生的悲剧，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那种思想和叔本华是不一样的，叔本华所谓是人生是痛苦的，痛苦来自于欲望，这样解释人生我觉得有时候行得通，可是《红楼梦》表现的不是这样，《红楼梦》表现的人生是美好的，但人生是美中不足的。人生许许多多的美的东西被毁灭，它又无可奈何，无法挽回这样的一首悲歌。所谓的人间是有许多乐事，只不过是美中不足，好事多磨。这是当时那个石头动了凡心要下凡的时候说的那一番话，在曲子里面也唱到了“叹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有的版本是“叹人间”，实际上还是一个道理。通过《红楼梦》的描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痛苦烦恼，还有许多欢乐欢笑和幸福，大观园里面的描写，许多情节的描写，令人羡慕、令人向往、令人忘忧、忘却痛苦，可是这些东西恰恰被毁灭了。这由此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由此观照到整个自然宇宙。为什么花开了它要凋谢，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她要老，为什么人有生还有死，为什么还有四季的变化，等等东西。他在探索自然，所以它通过黛玉之口发出问苍天这样的话。他是一种无可奈何，所以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人死去，人老去，无可奈何世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灭了。真善美是他所赞美的，假丑恶是他所谴责的，他在挽留世界的一切，他在哀叹世界的一切。包括贾宝玉的心劳力竭、无可挽回、无可奈何。当然最后论主题思想，从《红楼梦》产生以来，甚至每一部小说，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流传到今天我们在座的甚至我跟我两位老师，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刚才张老师已经谈到了《红楼梦》是一部人生的悲剧，我也承认，但是我们关于人生的那个内涵又不一样。我只是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张俊：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观点来看，可能有它的缺陷。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肯定它首创之功。因为他是研究《红楼梦》里边，段启明先生讲的那个，是第一个把西方的美学观点引用来评价《红楼梦》的，这一点是应该对它肯定的。至于说它里边有些观点，今天我们可能不认同，这是很自然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咱们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一些西方的一些观念，我们研究《红楼梦》。实际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西方有一些文章写得还是很好的，我们看不着。在1975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汉学家，《红楼梦》研究家余英时先生，他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两个世界》，这一篇论文在当时反响很大。他讲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什么？一个是大观园里面，一个是大观园外。大观园里就是“情”的世界，就是感情的世界，大观园外就是“礼”的世界，礼教统治的世界。
主持人：海外学者比如说像余英时先生，他的《论〈红楼梦〉里面的两个世界》，好像很强调大观园的超现实性。所谓的超现实是在贾宝玉的眼里边超现实。作为读者来说，作为研究者来说，不能够认为这个是超现实的。它的现实性，最后大观园的被毁灭，才体现了《红楼梦》的这种悲剧美，这种悲剧精神。
段启明：这“两个世界”我有点想法。我觉得这个大观园是不是能够跟外边的社会分开，它是另一个世界，这个值得研究。余英时先生这个讲法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受之者，独宝玉而已”。那么它所说的这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个“华林”是包括了大观园的，而且从贾宝玉的生活来看，贾宝玉主要生活的是大观园嘛，不是说他跑外面去了，受了种种的挫折或者怎么样，他对于人生的感触、他对于人生痛苦的深切的体验，就是在大观园生活所获得的。所以大观园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地方，更不是说超脱了现实的一个什么理想的地方，它跟《牡丹亭》里边那个梦里面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它是实实在在地写了这么一个生活的环境。而贾宝玉所蒙受的种种人生的苦难，对于人生的这种感触，就是在大观园当中生活所得到的，所以它跟外面是有一个围墙，但是就说这“两个世界”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讲这两个世界，如果说是把大观园外面的当作是一个现实的充满矛盾、充满痛苦的社会，而大观园里面是一种理想的、一种欢乐的，那我觉得不太符合这个事实。大观园里面的血泪真正感染了贾宝玉，所以贾宝玉对于人生最后采取那么决绝的态度，就按现在的120回本子来看吧，它也是毫无反顾地走了，更不用说到底曹雪芹的原着最后是“悬崖撒手”，只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对于这个生活简直是彻底地否定了。所以大观园没有使他得到什么，大观园墙里像墙外一样使他失意。
主持人：孙先生有要批的吗？
孙玉明：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段老师的看法。为什么呢？余英时把《红楼梦》硬性地划为两个世界，恰恰是没有考察一下中国小说或者戏剧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恋情要有一个特定的场所，有的是作家的虚构，有的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几个地方，梦里边，代表作《牡丹亭》；妓院里边，从《霍小玉传》、《李娃传》一直到后来的《杜十娘》的故事。再一个在后花园，才子佳人后花园，还有一个，一层关系就是表兄妹，在那个时代，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像贾宝玉那样在内闱厮混，作者要回避年龄，让这些人做许多大事，说出许多大人才能说得出来的人生哲理的话，甚至可以推荐王熙凤这样的一个人去协理宁国府，那么贾宝玉的年龄会太小吗？这时候就淡化它，写成了大人，但要让他在内闱厮混，有跟一帮女孩子在一块儿的条件的时候，就要把他的年龄给缩小。那么大观园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在《红楼梦》以前的后花园、寺庙、妓院或者梦里边，它给《红楼梦》里边的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场所。青石板上长不出树苗来，它先给你提供一片沃土，然后再培植这一棵爱情的苗子。大观园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前面我也谈到了，《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生的悲剧，是人生、人世间、自然界中一切美好事物被毁灭的悲剧，它通过薛蟠打死人，让宝钗进了北京，通过林黛玉丧母，也把她弄到京，全集中到贾府这个大舞台以后，男女主人公所谓的这一干风流冤家就能聚到一块儿来，才演出这一台戏，最后通过元妃省亲搭了一个更大的非常漂亮的舞台，让这些男男女女、少男少女们在这儿来演出这一出人生悲剧。大观园很美好，里边的生活非常美的，充满了欢声笑语，但里边也不是没有矛盾的，里边的矛盾很多，到抄检大观园可以说是一个信号，是第一缕秋风吹来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百花凋谢，万木凋零。它前边竭力渲染大观园的美好，渲染人生的美好，恰恰是美好事物渲染到极点的时候，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让人叹息，比如你走到路上看到一棵野草的时候，你踩它一脚就不会介意，当你看到一朵漂亮的小花的时候，你可能会珍惜它、爱惜它。当你养一盆非常名贵的鲜花的时候，你也会爱惜它，当它一旦没养好，它死去的时候，你这种悲痛才是由衷的。所以说我觉得余英时先生划分这两个世界是无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一个美好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男女主人公被毁灭，青春的包括爱情的，人生的一切东西被毁灭，大观园里边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我觉得是太绝对的。
主持人：曹雪芹一方面是通过写超凡脱俗的爱情来唤起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神圣感，但是更主要的是这种神圣感随着大观园的青春美丽被毁灭变得更沉痛，更悲切。这个也反映了《红楼梦》的一种悲剧精神。我来问段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了最近几期的《红楼梦》学刊，上面有几篇论文，把《红楼梦》中的人物，比如说贾宝玉，同《飘》中的女主人公郝思佳进行对比，把贾宝玉同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男主角进行比较，就是用这种比较文学来研究《红楼梦》，这种视角、这种形象的对比，在常人来说好像是很难以把他们两个拼凑到一起的，那么这种研究新的视角您怎么看？
段启明：你说的这个文章我没有拜读，但是我肯定一点就是，把中西文学进行比较这种研究道路是绝对可走的，绝不是荒唐的。因为运用西方的理论，甚至和西方的文学加以比较，这种研究本来是从王国维以后就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只是在6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不开放，那种情况下固步自封，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逆流。所以说吸收西方的观点，跟西方的文学进行比较，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研究方面。我刚才说，王国维1904年写《〈红楼梦〉评论》，到1920年，我记得有两篇文章，其中特别是有吴宓先生，学衡派的吴宓先生，写过一篇《〈红楼梦〉新读》。这篇文章是1920年写的，那完全是跟西方文学的一个比较的研究，这个时候已经是很正常了，而且我们看那一代的学者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外语也不行，说到西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学者你去数吧，都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等等，至少会一门外语，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是留过洋的，但我们这一代客观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没有留洋，我们到农村劳动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所以也不怪我们，这也是我们学术传统上的一个断裂，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再说两句，你老是脸背过去，我也没法跟你交流。学习西方的东西，跟西方的作品进行比较，是绝对应该进行的，可能有些时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规范，就是说比较文学不是比较的文学，也不是文学的比较，那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比较文学的内涵，比较文学的方法，这些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要力求做得规范，它是有一个方法在里面，不是拿过来什么就可以的。
孙玉明：谈到比较文学这一块儿，我还是有一种感觉，我们收到大量的来稿当中根本没有理解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应该如何运作，就是非常机械化地比较。比如说比较贾宝玉《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那么贾宝玉有几个女孩，光源氏有几个女孩，贾宝玉如何疼爱女孩，光源氏如何疼爱女孩，不是这样比较法。如果能深入到两国文化的同异中去，比如说《源氏物语》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日本那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红楼梦》产生的这个时代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再比较点其他东西，谈点文化的流变，或者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主持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说不尽也诉不完的。我在这里也希望广大的红学爱好者同我们的红学专家一道在“曹学”、“红学”这座学术极峰上攀爬探险。再见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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