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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云乡同志相识不算早，识荆之后，才发现他有多方面的才艺，并皆造诣高深。一九八○年春末，行将远游，出席国际红学研讨会议之时，蒙他特赋新词，为壮行色，这也许是我们一起谈“红”的开始。这是一首《水龙吟》，其词云：
世间艳说红楼，于今又入瀛寰志。衣冠异国，新朋旧雨，一堂多士。脂砚平章，楝亭器度，白头谈艺。念秋云黄叶，孤村流水，繁华记，蓬窗底。 欲识情为何物；问茫茫，古今谁会？画蔷钗断，扫花歌冷，并成旖旎。岂独长沙，还怜屈子，离忧而已。爱西昆格调，郑笺共析，掬天涯泪。
不但才华文采，即其书法，也很见工夫，一幅入手，不禁使我击节而赏。
从那以后，他每诣京华，必来见访，相与谈“红”。而在我的数不清的各种“类型”的谈“红”朋友之中，他是别具风格，独树一帜的一位。
现在云乡同志的《红楼识小录》即将付梓，前来索序。我虽未学无文，却不避铃痴之诮，欣然为之走笔。翰墨因缘，大约就是这个意趣吧。
红学是一门极难的学问：难度之大，在于难点之多；而众多难点的解决，端赖“杂学”。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主人公宝玉原本就是一位“杂学旁收”的特殊人物。杂学的本义是“四书八股”以外的学问；所谓“正经”、“不正经”，也就是差不多的话意，——那是很轻蔑的语气呢！说也奇怪，至今还有以正统科班出身自居的人，看不起杂学，这些大学问者不愿承认它是学问。正因为“正经”是大学问者之所为，剩下来的杂学，当然只是小焉者了——《红楼识小录》之命名，取义其在于斯乎？这只是我的揣测，云乡同志的本意却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他的“不贤识小”的谦话，也确曾是令我忍俊不禁的。
杂学其实很难，也很可宝贵，我是不敢存有一丝—毫小看它的思在的。杂学又不仅仅指“博览群（杂）书”，它不只是“本本”上、“书面”上的事。更重要的是得见闻多、阅历多----今天叫作“生活”者多。《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批者脂砚，乃至书中人物凤哥儿，都是明白讲究“经过见过”的。《红楼梦》理无别解地原就是一部“经过见过”的书。这么一来，一般读者，特别是今天年青一代的人，要读《红楼梦》，想理解二百几十年前的那一切人、事、物、相……，其时时陷于茫然莫知所云之苦，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莫知所云的结果，必然是莫解其味。----但是曹雪芹最关注的却是“谁解其中味”。这问题就不“小”了呀。
我—直盼望，有仁人志士，不避“繁琐”之名，不辞“不贤”之号，肯出来为一般读者讲讲这部小说里面的那些事物。据说西方有种别致的博物馆，专门贮藏百样千般的古代生活的细琐用品。我国的博物馆，大抵只收“重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件，有的尽管极为有趣，却不见保存，大都将历史物品毁掉，今无孑遗，以便历代子孙去做千难万难（也会千差万错）的“考证”工夫。由此想来，如云乡同志肯来讲讲这些内容，实在是功德无量的事，其“小”乎哉！
作为一个《红楼梦》的读者，我对书中许多事物是根本不懂或似懂非懂的，----懂错了而自以为懂了，比根本不懂还可怕。云乡同志的这种书，我是欢迎的，而且还觉得内容不妨多涉及一些，多告诉我们—些历史知识。这其实也不能不是红学之所在必究的重要部分。我举一个例：南方人没见过北方的二人抬的小轿，见书中写及宝玉坐轿，便断言雪芹写的都是南方的习俗。又认为手炉、脚炉也只南方才有，等等。而我这个北方人却都见过的、用过的。最近看与《红楼梦》同时而作的《歧路灯》，其写乾隆时开封人就坐二人小轿，乃益信雪芹所写原是北京的风俗----至少是以北京为主，其真正写南方的，委实是有限得很。象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向云乡同志来请教一下，才敢对自己的见解放心，——我读他的书，就是抱着这种恭恭敬敬、小学生求知的心情的，岂敢向人家冒充内行里手哉。
再过一些年，连云乡同志这样富有历史杂学的人也无有了，我们的青年读者们，将不会批判它因“小”失小，而会深深感谢这种“小”书的作者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周汝昌
壬戌三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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