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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平六年夏四月丙辰，即公元189年5月13日，三十四岁的灵帝在他母亲——董皇后的寝宫——洛阳南宫嘉德殿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身旁只有一名宦官，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蹇硕从灵帝手中接过了遗诏。有关这份遗诏的内容，想必董后也已经了然于心了吧！
皇帝的母亲还是皇后，而不是太后，这未免有些不合常规，但却是事实。皇帝驾崩前，没有召集自己的大臣们，嘱托一下自己身后应注意的国家大政方针，这总是让人费解的事情吧！而灵帝生前又没有立太子，那份遗诏是否关涉新君继立，蹇硕没有及时公布，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便是确定谁来登基。
按理说，这本该属于国家政治中的大事情。可是，从东汉和帝至灵帝的一百年间，却变公为私，成了纯粹的“家务事”，料理过这桩家务事的有三种人，他们是：
后宫的女主子——旧朝的皇后、新朝的太后。
女主子的父兄。作为外戚，他们通常在“家务事”中要扮演出谋划策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史籍中就会看到，凡是记录有关新君继立的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固定的书法，即后与兄某某“定策禁中”，也就是说新皇帝的位子由谁来坐，这两种人就可以商量定了。
此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宦官。百年间他们在新君继立上也出过面，那还是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二日（公历12月14日）的时候，由中黄门孙程为首，十九名小宦官“聚谋于西钟下”，发誓改变阎太后和其兄长车骑将军阎显迎立外藩继统的计划，要把废太子刘保重新扶上皇位。十一月四日（公历12月16日）夜，孙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斩杀数名大宦官后，控制局势，拥戴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虽试图反扑，但终无所成。孙程等十九人因此举，皆封侯。
可见，皇帝的继立已经脱离开了法定的程序，甚至还要出现暴力夺权的事件，显然是不正常了。而百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十位皇帝，这十位皇帝继位时年龄都不大，最大的是桓帝，十五岁；最小的是和帝之子殇帝，还在襁褓中就被抱上了朝堂，供百官朝拜。
之所以如此，范晔在《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序》中说得就很明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所谓“皇统屡绝”，是说皇帝没有子嗣，也就没有了接班人。这从和帝开始就有了先兆，和帝十岁登基，在位十六年，虽然有过很多皇子，但都早早地夭亡了，皇室自身无法找到病因所在，情急之下，索性把新生的皇子们寄养在民间，后来似乎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灵帝的皇子辩就是在一位有些法术的“史道人”家里长大的。而和帝直到驾崩前才勉强保住了一个百日大小的男婴，算是可以继统了。但婴儿还没到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告别了人世，和帝一脉自此断绝。
不过，这并不是多么要紧的事情，毕竟皇族还很壮大，新皇帝可以从皇族成员中产生。要紧的是，选定新皇帝的太后和外戚迷恋上了幼主登基、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模式，虽然他们会受到来自于制度层面的惯性干扰，尤其是东汉前期的当政者基于对前朝政治失误的自觉反思，明确规定了后族不得参与政治，使得他们在政治领域中一度还有所克制，像明帝时的马皇后尚能出面限制马氏兄弟的参政、封侯；和帝时外戚窦宪还需借尊崇太傅邓彪，变相地来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等。可是，太后、外戚一经控制了新君的继立，就完全可以确立天子对他们的依附，而天子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绝不能因为他年幼无知就可以被臣下否定的。手中有了天子这样的砝码，太后等人就没有必要去屈从于制度的摆布，而反过来就摇身一变成了皇权的代表，制度就可以为己所用了。
更需注意的是，太后临朝称制，却认为自己要和朝臣们在一起商议国家大计，是不成体统的事情，便让身边的宦官作了传声筒。宦官们一经有了这样的机会，摇身一变就成了现实皇权的代言人，正所谓“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宦官专权又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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