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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会在不经意处显露出她戏剧性的一面。长久以来就被士大夫认定为变乱皇权的两大毒素——外戚和宦官，居然在中平六年八月戊辰到辛未（公历9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时间里，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在这场疾风骤雨的宫廷政变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1此次政变的导火索是宦官杀了外戚大将军何进。随即何进家兵发难，围攻南宫。担任宫内卫戍任务的虎贲中郎将、袁绍同父异母弟袁术火烧宫门。张让、段珪等部分宦官在慌乱中裹挟天子、何太后和陈留王协（即后来的献帝）仓皇逃往北宫，中途何太后被尚书卢植截留。稍后车骑将军何苗增兵南宫，何进家将与何苗不和，认定是何苗导致了何进之死，并且有保全宦官的嫌疑，两部遂发生火并，何苗被杀。而何进、何苗兄弟先后丧命，日后何太后归政，已无何氏外戚可以凭借，自此断绝了外戚专政的可能。
2士大夫介入政变，并且初步掌握了领导权。八月宫廷政变爆发后，先是袁术充当了急先锋，这与他宿卫宫省的职责有关。随后，太傅袁隗与司隶校尉袁绍迅速做出反应，“矫诏”清除了宦官在外朝的党羽。此举，可以看作士大夫已经从理性行政的空间中挣脱出来，付之武力的表现。而“矫诏”虽然在形式上还有依托皇权的色彩，但它的出现，足以显示出士大夫已经学会了利用皇权，以此来实现自身的政治图谋。从事态进一步演变的过程看，袁绍俨然已经成为操控全局的首脑人物，由他下令开始了对宦官群体的大肆杀戮，其景象大为血腥和恐怖，“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3张让等虽裹挟天子和陈留王逃离洛阳城，但河南尹王允随即派出中部掾闵贡予以阻截，张让等投河而死。自此，宦官被彻底肃清。
如果照此态势发展下去，在宦官和外戚两亡的情况下，下一步的结果顺理成章地就是士大夫接管政权，他们也许会因为宿敌的消失，而致力于朝纲的修整，抒发一下他们被压抑太久太久的政治情怀。
而如何使国家走出疲敝的困境，长久以来，士大夫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解决问题的思路，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使用经学所提供的政治修复机制，试图实现皇权的独立自强。
在汉代，经学不仅是知识的载体，而且有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功用。在建章立制的同时，经学还为士大夫提供了一套政治修复机制。这就是源于天人感应学说的灾异警示，其在东汉政治事务中的应用，大致是以这样一个程序来体现的：先言灾异的发生，显现出天的意志；再引用一些经书大义，继而切入人事，从而来表达士大夫对于政治现状的理解，最终是要把灾异的出现归结在现实中人的因素对政治的干扰上。确切地讲，在这时候就要把此意上升到外戚或是宦官的干政，造成了皇权下移，导致政治败坏的层面上，从而对“天谴灾异”作出解释。举例来说，如出现日食，和帝时的司徒丁鸿就把它理解为“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进而可以导出“威柄不可以放下，利器不可以假人”的道理。采用这样的灾异警示，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天不可以不刚”，“王不可以不强”（《后汉书》卷三七《丁鸿传》）。皇权要独立自强就成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所表露的共同思想。
第二，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官僚职能，剔除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努力扭转政治的颓势。
范晔在《后汉书》中多次论及东汉中后期衰而不亡的原因，例如：
永元之际，天子幼弱，太后临朝，窦氏凭盛戚之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逼。不然，国家危矣。（《后汉书》卷四三《朱乐何列传》范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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