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平二年(185)的洛阳。名士张玄听说司空张温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即将率军西征,去讨伐凉州的边章叛乱,便前往张温处,进行游说。他陈述了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宦官干政,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中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后汉书》卷三六《张玄传》)张玄说得很明白,现在张温兵权在握,趁着达官贵人为他送行之际,先杀几个罪大恶极者,然后就起兵杀宦官,解除天下苦难。但是,张温却认为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此事作罢。
第三件事发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他们是:陈逸、许攸、周旌、襄楷等人。陈逸,陈蕃之子,在陈蕃罹难之后,得到陈蕃友人的保护,逃匿民间。许攸,前面已经做过介绍,是“奔走之友”的成员之一,他在冀州的出现,莫非是有使命在身?周旌,事迹不详。襄楷,这是一个与早期道教和佛教东传都有关联的人物,善“天文阴阳之术”,也正是基于他对天文变化的预测,“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才使得王芬等人决计乘灵帝北巡之际,废灵帝立合肥侯,并以地方盗贼横行、侵扰郡县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马。后灵帝取消北巡,刺杀行动流产,王芬自杀。
在这三件事中,窦武要控制北军,张玄看重的是张温手中兵权在握,王芬要募集郡国兵,思路基本一致,就是以武力为依托,消灭控制皇权的势力,乃至废旧立新。看来,武装已经成为解决东汉政治难题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窦武的失败,张温的不作为,王芬的自杀,又使得武装能否为士大夫所用成为问题。
而桓灵以来,名士任侠蔚为风尚,士大夫出现武人化的倾向,使得武装必将成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来看名士任侠,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前面讲“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侠客伍孚,那位党人名士张邈也是侠肝义胆。伍孚后来作为海内名士进了何进幕府,在那里他并不孤单,同气相求者有王匡、鲍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还有那洛阳公子的任侠仗气,这洛阳公子中不仅有袁绍、袁术兄弟,还有日后将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仗气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征,无需深究。而任侠,就要有些功夫了,所以韩非子会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这里举曹操的一个例子:一次曹操偷偷摸进大宦官张让的房间,被张让发现,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艺,“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于是,就有人评价他说:“才武绝人,莫之能害。”(《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此外,任侠者多权谋、喜兵法。袁绍为何进出谋划策,引外兵进京勤王,是一例;曹操汇集诸家兵法,编成了《接要》,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又是一例。
这些任侠的名士们,后来大都要与军事结缘,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涯。像袁绍,担任过西园军将领;曹操,要比袁绍更早地接触到武装,他曾经作为骑都尉,率部进入颍川,与黄巾作战。后来也进入西园军,任典军校尉。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能够为“国家讨贼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袁术,从折冲校尉做到统帅宫内卫士的虎贲中郎将;王匡、鲍信等回到家乡招募兵马,有了自己的武装……
担任军职,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进程;接触武装直至控制武装,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又有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强有力工具。窦武的覆辙不可重走,张温的不作为成为过去,更不能像王芬那样被逼上绝路,武装最终要为士大夫所用,中平六年宦官斩杀何进,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释放,外戚、宦官两亡,京师的武装理应置于士大夫的掌控之中,他们也要为东汉的政治前途作个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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