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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汉政治在桓灵时期的急转直下，羌事未息，黄巾又起，国家武备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异常地壮大起来，可以拥兵征伐的将军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前辈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就在眼前。新武人的代表皇甫嵩（皇甫规的侄子）和董卓在不同道路上寻找着转化的机关。
而启动机关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皇甫嵩之侄皇甫郦就曾明确地说：“朝廷失政，天下大乱，能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人，只有叔父和董卓了。”
但囿于大丈夫要为国家立功的忠良思想，皇甫嵩并没有在政治的路途上比前辈走得更远。
中平年间，皇甫嵩在与黄巾的作战中，屡建奇功，做了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声望已经达到了巅峰，民间的歌谣这样颂扬他：“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要知道，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对于大名，可是日思夜想，煞费心机。可是，皇甫嵩并不快乐，他曾和他的部下阎忠做过一次长谈，表明了他的思想。而在那次谈话中，阎忠则充任了一个异常激进的角色。
阎忠说：“这世上难以得到又最容易失去的是机遇，机遇来了而没有错过，这就是机会。圣人都要等待机遇而有所行动，聪明人也是因为有了机会才有所表现。现在将军您已经有了难得的机遇，而要白白错过，这可怎样保全您的声誉呢？”显然，阎忠是要借机遇和声誉来引导皇甫嵩做出某种选择。
进而，阎忠又说：“天道不会无缘无故地袒护哪一方，百姓只认同有能力的人。现在将军拥兵征伐已获大功，朝野上下都已经知道了您的威名与功德，即使是汤武在世，也无法超越将军您啊！既然这样，您又要一心一意做臣子，这怎么可能呢？”阎忠的愿望已经呼之欲出。
皇甫嵩却对阎忠的质疑大不以为然，他说：“我一心为了国家，忠心耿耿，心安理得。”
阎忠显然不希望自己的一番努力就此功亏一篑，话不说不透，他拿出汉初韩信作例子，劝告皇甫嵩说：“韩信当初仅仅为了那一点点的恩遇，就舍弃了三分基业，人家都把利剑放在他的喉咙之上，他才悔恨叹息当初，想法错了，机遇也就丢掉了；现在的皇帝没有刘邦、项羽那样的权势，并且将军所拥有的武力已经超过了韩信，您只要振臂一呼，征集冀州精锐，调动七州兵马，宣布起兵，渡漳河，饮马孟津，诛除宦官，消灭群凶，大功告成，便可天下归心。然后请命于上帝，南面称制，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现在的政局，小人当道，主上昏庸，将军建立了不赏之功，已经受到了别人的猜忌，如果不早有所行动，后悔就来不及了。”阎忠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让皇甫嵩千万不要走韩信的老路，应该当机立断，抛弃衰败的汉家王朝，拥兵造反，自己做皇帝。
阎忠的激进，并不是他个人的奇想。如果说名士张玄鼓动张温起兵，还摇摆于锄奸与造反之间，那么冀州刺史王芬等名士要密谋刺杀灵帝，就已经将士大夫信仰中至高无上的皇权视为无足轻重的玩物，士人的忠君思想已处在飘摇动荡之中。只是身处变革，时机尚不成熟，形势还不明朗，能够为之欢呼雀跃的士人还很少，曾得知王芬之谋的华歆、曹操就拒绝参与。曹操就认为王芬等人废旧立新，与历史上伊尹、霍光所作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语。伊尹忠诚坦荡，德高望重；霍光是国家重臣，有太后的支持，有大臣的呼应。而王芬等人只是看到了人家成功的一面，却没有考虑现在的实际情况，这就很危险了。华歆则认为王芬不能断大事，不会取得成功。
这样看来，变革就在于时、势所向。那么，阎忠所鼓吹的机遇，是否能在皇甫嵩那里成立呢？
而士人要变革，要完成对变异皇权的否定，需要经过自身武人化的过程，要实现与武装的结合，获得变革的工具；而武人，重兵在握，只需一声号令，晃动手中的刀枪，就可以实现变革，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为与不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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