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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仍旧很苦恼，这时的苦恼从他与手下智囊刘子惠的一番谈话中，我们就可以体味到。
在读完三公移书后，韩馥问手下文武，说：“现在我是帮助袁绍，还是帮助董卓呢？”
冀州大吏治中刘子惠答曰：“此番兴兵是为国除害，何言袁、董！”
但是，在义正词严之后，刘子惠转向了对韩馥处境的体谅，他宽慰韩馥说：“打仗可不是件什么好事，您切记不可出头露面，做什么统帅；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该派人去观察其他州郡的动向，一旦群情奋起，成了气候，您再参与进去也不迟。况且说来，冀州是一个大州，实力决不会在其他州之下，它的地位举足轻重。”
刘子惠的体谅，实则是让韩馥隔岸观火，明哲保身。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基于对冀州实力的权衡之上的，但他却没有真正化解韩馥此时的苦恼。
这时聚集在韩馥心头的愁云越来越浓，韩馥有些迷失方向了。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他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袁绍起兵，韩馥聚一州之众全力资助，这对于韩馥和他的僚属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如冀州长史耿武等人说的那样：“袁绍势单力孤，只能仰仗于我们的接济，就如同哺乳的婴儿，一旦绝其哺乳，婴儿只有死路一条。”韩馥是不会把自己和冀州的未来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的，这对于韩馥来说，是“进”的苦恼；
二是凭借冀州的实力称雄一方，静观时局变迁，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要真正做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冀州的地理环境来看，它与司隶、青、兖、并、幽诸州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早就成为汉末豪强觊觎的肥肉，兖州刺史刘岱就曾扬言：“等到董卓死后，我就要挥师讨伐韩馥。”这样冀州的南面险象已生，而冀州的北面还有虎视眈眈、急于进入中原的幽州公孙瓒，在东面袁绍正蓄势待发，西面还有彪悍的黑山军盘踞在山岭间，时时会对韩馥构成威胁，韩馥身处其中，又怎能从容自保呢？这是“退”的苦恼。
在进退两难中，韩馥的犹疑之心依然。
但形势的压迫，使得他也不能不作出一种亲善的姿态，去响应士人讨伐残暴的义举。于是，他率领兵众屯于邺城，与已经进驻河内的袁绍和王匡遥相呼应，以供应前方粮草之名而推卸了冲锋陷阵的责任，避免了与董卓的直接冲突。即使这样，他也未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对于所承担的粮草供应，也是尽可能地敷衍，试图解散前线武装。在韩馥的头脑中，士人的道义早已不复存在，他只求能够保全自己所获得的冀州——这份殷实的产业。
就这样，韩馥在邺城苦苦熬过了一年的时间。而一年，在汉末政治的时间表中，又是多么的漫长，漫长得足以重新塑造一个人，那么，韩馥是否也有所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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