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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董卓入京以来，朝臣对抗武人或明或暗，已成他们的心志所在；董卓迁都之后，联络关东“亲人”，也成为他们的夙愿。此番马、赵二人的出使，尤其是赵岐在洛阳转向河北，显然与此次出使的任务相悖，这显然是朝臣计划中的一步。
赵岐来到河北，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说，袁绍、曹操“将兵数百里奉迎”，此时的袁绍与当年指使王匡杀掉胡母班时候的袁绍判若两人，昔日的狰狞变为今日的谦逊，缘何有此转变？更为微妙的是，赵岐与袁绍、曹操会晤时达成了如下的约定：“期会洛阳，奉迎车驾。”天子要重返洛阳？这里面包含着什么隐秘？而袁绍又怎会向献帝表白“忠心”？
要知道的是，对于献帝的皇统地位，关东“亲人”们曾经有过分歧。这还要从初平元年（190）董卓弑杀弘农王那一历史瞬间说起。董卓弑杀弘农王，极大扰乱了关东会盟者的“精神世界”，他们由此形成了“否献”和“尊献”两派，下面就两派的观点和做法分述如下：
否献派就其观点而言，主旨在于尊崇少帝，否定献帝的皇统地位。关东反董联盟中的部分牧守——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和广陵太守张超等在酸枣发布的盟辞中就提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剪覆四海”（《三国志》卷七《臧洪传》），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仍旧把弘农王视为东汉的皇帝。对于献帝，同为关东联盟成员之一的冀州牧韩馥就指出：“帝非孝灵子。”（《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九州春秋》）盟主袁绍也称：“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复信！”（《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这就明确指出献帝不具有继统的条件，也就谈不上具有皇统的地位了，并且董卓所控制的东汉王廷就可视为“伪朝廷”。就其做法而言，是要在否定献帝皇统地位的基础上，在汉室宗亲中选择年长有功德的刘虞来做新皇帝，并对此做出了包括历史和谶语符命在内的充分论证。
尊献派尊献派是针对否献派的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意见的对立派，这派人物大致包括刘虞、袁术、曹操等人在内。就其观点而言，曹操在答复袁绍等人要拥立刘虞为帝的回信中就这样写道：“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要被尊献派拥立为帝的刘虞更是激愤，他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勠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可见，在对待献帝皇统地位问题上，尊献派使用了两分法：将董卓与献帝相分立，既承认董卓的暴行，又承认献帝的皇统地位，全然不去考虑献帝是由董卓所立这一事实，而只强调献帝受制于董卓的状态。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灭董卓为最终目的，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独战汴水，与否献派的“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派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观点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谈到了韩馥在拥立上的用心，这里还需从两派人物对于道德原则和现实政治的认识各有侧重来看。
从两派观点上看，尊献派突出了一个“义”字。所谓“义”，一般认为是泛指道德原则或规范，而在两汉经学家那里，“义”具有道德自律的蕴义，并且提出了“义主我”的命题，引申开去，就是“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进而“义”又可发展成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义、礼、智、信也”（《白虎通义》），从“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的解释看，“义”成为人的本性，正是因为它作为道德原则能够为人们指示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经学家所设定的道德原则即是服务于君父统治的三纲五常，它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范晔曾有过这样的评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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