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夷陵之战的结果，基本上确定了吴、蜀二国的边界，从此以后，两国再未动干戈。蜀在三国中，领土和人民最为小弱。魏是诸葛亮声讨的对象，自然不能与之妥协，吴虽已与蜀恢复交往关系，但一直不同魏断绝来往。就蜀中情况而论，刘备伐吴失败，丧失了许多军队，丢掉了大批军用物资，而且内部也不稳定。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当亮东行省视刘备之疾时，黄元即举郡反叛，虽很快被讨平，但刘备死后，南中诸郡又皆反叛。诸葛亮为了让民休息，医治战败创伤，暂时撇开南中问题，首先从整顿内政和改善对吴关系着手。
诸葛亮是始终主张联吴的。他知道以弱小的蜀与强大的魏为敌，非先联吴不可。把吴国联络好以后，它纵然不能协同攻魏，蜀亦可无东顾之忧，而得全力对魏；魏则不能不以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防吴。因此，诸葛亮于辅政之初，即派邓芝使吴，重申旧好。孙权这时还没有与魏断绝来往，迟迟不肯接见邓芝。邓芝给孙权上表说：“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才接见了他，谈话中仍以蜀弱魏强为虑。邓芝向孙权解释说：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孙权觉得邓芝的话确有道理，于是便与魏断绝关系，与蜀连和。从此蜀吴盟好，不但诸葛亮伐魏之师得以大举，就是终蜀之世，两国和好关系亦始终维持，说明诸葛亮的外交政策确实是正确的了。
蜀汉南部的益州（郡城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永昌（郡城在今云南保山市）、牂柯（郡城在今贵州福泉县）、越巂（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四郡，自秦代以来，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之地。这里的人民因为不能忍受当地官府的榨取，经常进行反抗。当地的豪强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则趁机进行叛乱活动。刘备在时，益州大姓雍闿已经开始反蜀活动，杀益州太守正昂，继位太守张裔也被缚送到吴。雍闿接受孙权永昌太守的封号，并派郡人孟获煽动各族上层分子反蜀。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叟帅高定一齐响应。诸葛亮因为蜀汉被吴击败不久，元气损失非常大；且刘备刚死，蜀人有些不安的情绪，故未便用兵镇压，一方面派人到吴与孙权重新建立起盟好关系；一方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等到后主刘禅建兴三年（225年）三月，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亮对谡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于是马谡提出以下的建议：
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马谡这种“攻心”的策略，正与诸葛亮平素对付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合。远在隆中对策时，他即主张“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即对少数民族只采用温和的怀柔政策，而不专凭武力的强压。所以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这次南征，除杀掉高定、朱褒（雍闿先已被高定部曲所杀）等几个首先反抗的首领以外，对其他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上层分子，可以降服的则尽量收用，以便通过他们来统治南中人民。“七禽孟获”就是其中一个显着的例子。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诸葛亮对孟获所以这样不惮烦地屡禽屡纵，并非仅仅为了让孟获一个人心服口服，而是体现了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我们知道蜀汉的领土比起诸葛亮正要讨伐的曹魏来，要小得多。而在这块小小的领土中，南中又要占去一半，在这半壁疆土中，有丰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还有性情质朴而强悍善战的各族人民，都是增加蜀汉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诸葛亮如果不能好好地掌握这些条件，是很难与魏国抗衡的。然而诸葛亮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呢？专门使用武力的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诸葛亮既不能用武力驱使南中各族为他效命于北伐战场，更不能分出较多的兵力留戍南中，最好还是通过南中的上层分子来调动南中人民来为蜀汉政权效劳。这就是诸葛亮对孟获所以要七禽七纵的原因，也是诸葛亮对少数民族一向主张“和”、“抚”的真正动机。
有人怀疑这“七禽七纵”的事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这事不见于陈寿《三国志》，可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采用了它。我认为不管诸葛亮禽过孟获几次，但他平素对少数民族主张“和”、“抚”政策，这次又采取了马谡以“攻心为上”的建议，而且，事实上，孟获后来也做了蜀汉中枢政权的“御史中丞”，从这一系列事实来看，这件七禽七纵的事还是与诸葛亮的一贯政策不相矛盾的，这种传说总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说一定没有这种事，也是缺乏根据的。
《汉晋春秋》又言诸葛亮收降孟获以后，“遂至滇池，南中皆平”。《三国志》卷39《马良传》注引《襄阳记》说：
赦孟明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即所谓“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并不是事实。据《三国志·蜀志》以下各传记载可以看出反叛之事还是不少的。《李恢传》：
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鉏尽恶类。
《吕凯传》：
亮至南，……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
《张嶷传》：
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
《马忠传》：
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
可见在从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死的九年中，南中各族仍屡有反抗事件，不过规模较小，影响不大罢了。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述诸葛亮对南中的处理办法说：
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以上“不留外人，不留兵”的记载是否可靠呢？根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与《三国志》卷43《李吕马张传》的记载，诸葛亮于征服四郡以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从建宁、越巂两郡分出云南郡，从建宁、牂柯两郡分出兴古郡，以原庲降都督建宁人李恢为建宁太守，仍兼庲降都督；以原永昌郡吏永昌人吕凯为云南太守；以原永昌府丞永昌人王伉为永昌太守；以原越巂太守巴西人袭禄为越巂太守；以门下督巴西人马忠为牂柯太守。六郡的太守，唯兴古郡不可考。从上面五个太守看，他们都参加过这次战争。如果说一点兵都不留，恐怕是不确切的，不过上面五个太守除马忠外，原来都在南中，并且有三个是南中人。这样，诸葛亮留下的兵自然是为数很少的。至于太守以下，则“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打乱各族的原状，不剥夺豪帅大姓的特权，以争取“夷汉粗安”，这就是诸葛亮“和”、“抚”政策的具体内容。所以《汉晋春秋》这段记载还是大致可信的。
我们把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的政策归纳于下：
（1）采取令各族自治的政策。除了各郡长官由蜀汉政府委任以外，其他仍“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变动各族原有的组织，以争取豪帅大姓的合作，通过他们统治各族人民。
（2）各族中的豪帅，可以使用的便以官爵笼络，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爂习官至领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至于其中不易制服的豪帅大姓，则把他们迁至成都，以便就近管束，减轻南中的反抗力量。
（3）取各族中的强壮者为兵。如《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载：“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蜀将王平北伐时带领的“五部”，当即系由他们所组成的队伍。又孟琰亦曾参加北伐。这些少数民族质朴而勇悍善战，诸葛亮的军队作战能力很强，此为原因之一。
（4）在经济上，向各族征取贡赋，以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如《诸葛亮传》载：“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卷43《李恢传》载：“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由上可知，诸葛亮对南方各族使用与榨取的程度是很重的，当后来魏将邓艾的军队深入蜀境时，刘禅曾考虑退保南中，主张向魏投降的谯周给刘禅上疏中就说到这种情况：
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
不过，在此还须指出二点：
（1）诸葛亮的为政，陈寿称：“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至于吏不容奸，强不侵弱”。这种情况是对蜀汉治理国家的概括，当然也适用于南中各族。即在亮的统治下，他们被榨取的程度虽然并不轻，但官吏从中作弊的情况会较少一些，因此还是能够得到一点好处。蜀汉在南中任职的官吏如李恢、张翼、马忠、张嶷等都是声望较高的军政要员，他们在诸葛亮严格的法令、军纪监督下，可能有较好的表现，如马忠、张嶷死后，南中人民还为他们“立庙”，说明对之尚有好感，他们可能不是贪污的官吏。
（2）诸葛亮对南中人民，一方面固然榨取他们，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加速当地的生产。虽然亮的主观意图，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但落后地区的开发，对各族人民还是有利的。
由于以上两个理由，可知南中人民在诸葛亮的统治之下，所受政府的榨取数额可能比以前还多，但吏治较上轨道、生产有所提高，人民的负担就可能比以前轻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