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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和魏、蜀一样，富有者穿丝绸，劳动群众穿葛麻。江东的丝织品质量虽逊于蜀、魏，麻葛织品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国志》卷49《士燮传》言：“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交州的细葛既可作为贡物送到吴郡，则其质量当有不下于吴郡葛织物的可能。左思《吴都赋》言：“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葛指葛之细者，升（布八十缕为升）越，指越布之细者。就是说，优质越布、葛布比罗纨还柔软。可见葛布的精致。江东的麻织业，东汉初已经兴盛。《后汉书》卷81《独行·陆续传》言续“喜着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会稽郡献越布。汉章帝时，马太后曾以白越三千端为赏赐”。《全三国文》载曹丕诏，嗤江东之衣布服葛，谓“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曹丕的话只能就上层人士的服着而言，至于人民群众的衣着，曹魏并不比孙吴优越。曹丕为魏王后尝言：“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又言：“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吴国百姓挨饿受冻的情况在史书中甚少叙及，虽说系由南方天暖物丰使然，但吴民衣着问题较魏为佳，则可能是事实。孙吴的丝织业亦并非太差，《三国志·吴书》常以农桑并提，说明丝织手工业已遍及家家户户。左思《吴都赋》有“岁贡八蚕之绵”一语，表明纳税民户多养蚕织丝。吴皇室有专门织络的女工，孙晧时达到千余人。华核给孙晧上疏言：“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女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由此可知，农户原多绩麻葛为衣，由于风俗奢靡，穿丝织衣的吏民商贾日益增多，这样便伤害了麻葛业的发展，致使公私皆贫。因之华核建议令吏士之家普遍绩麻枲，人户一岁一束，则数年之后，布帛必积，而国可富。
吴地自古即以盛产盐铁着称。春秋战国时的吴、越，西汉时的吴王刘濞，都以煮盐冶铁而致富强。周瑜亦曾以吴“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的理由，劝说孙权抗御曹操，因而有赤壁之捷。《御览》卷343引陶弘景《刀剑录》言：“吴主孙权黄武四年（225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钢越炭作之”。武昌附近的大冶至今犹以盛产钢铁着名。当时孙吴两度以武昌为首都，即都建业时，亦令重臣陆逊等镇武昌。其所以如此重视武昌，除武昌为长江中游重镇外，其铜铁资源富饶，当亦为原因之一。《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言丹阳及其近郡山出铜铁，山越能自铸甲兵，山越所以能为吴患，其住地出铁为一原因。《三国会要》卷19《盐铁》引《唐六典》言：“江南诸郡有铁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吴时置”。吴将贺齐“兵甲器械，极为精好……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望之若山”，致使魏将曹休“望而惮之”。吴在长江航行的大船即有上下五层，可容三千人。当时吴在建安郡（今福建省地）设有典船校尉，掌管谪徙之人作船。大官如临海太守奚熙、会稽太守郭诞等均因故被孙晧送赴建安作船。
由于孙吴的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发达，所以与海外关系也有发展。孙权黄龙二年（230年）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国台湾省）及亶洲（今日本）。他们费了将近一年工夫没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卷60《全琮传》言：权征夷洲，“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载回的夷洲数千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从此这数千夷洲人与吴人杂居，繁衍子孙。毫无疑问，从此大陆人对夷洲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故此后吴丹阳太守沈莹能撰写出《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该书所记夷洲的自然条件与今台湾省北部酷似，而所记当时夷洲人的风俗习惯等也可从今台湾省高山族中找到，说明夷洲即台湾。因此，我们说吴人夷洲之行意义是重大的。当时吴国所辖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岛）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吕岱曾“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所谓“奉贡”，实即互市。孙吴与大秦（罗马帝国）也有交往。《梁书》卷54《诸夷传·中天竺国》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这是大秦人从海道来者。
孙吴的海上交通往来，加强了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当时东南亚所产的象牙、翡翠、瑇瑁等不断进入中国，中国的土特产品以及文物等也传到各国各地区，这就为东晋南朝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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