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学的兴起

 

  东汉初期,封建统治者提倡名教,奖励气节,故东汉士风之高涨,胜过其他朝代。降至东汉中后期,政治每况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于同戚宦斗争的士人多罹祸殃。桓、灵之世,宦官肆虐,两次兴起党锢之祸,其被杀戮禁锢者,“皆天下善士”,故义烈之士范滂慷慨陈词:“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厌倦情绪,所谓“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其后黄巾等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后,东汉王朝开始分裂,各军阀互相攻战,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脑涂地者,所在多有。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又有曹氏代汉以至司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侧身其间,因惧被卷入政争而遭横祸,乃求助于老、庄清静无为、卑弱自持的理论,此为玄风所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以钻研经书为主要仕进之途。但统治者所赖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经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诞无稽,今文经学者之谶纬迷信说教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二为经师传授各有家法,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不仅妨碍学术的自由探讨,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纠纷之中,因之士人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三为经师训诂章句之学过于烦赘,“学者释经,而务碎义逃难……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于是崇尚事功之士读经便不求甚解;游谈之士则转而探索老庄,此为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二。
  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对他们不能不拉拢重用。特别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颁行以后,上层士人多了一层世代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穷经”的折磨了。在经济和生活享受上,上层士人过着优厚和逍遥自适的生活。为了掩盖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虚的心灵,便打起老庄的旗号,装作恬淡无竞和超世绝俗的模样,以显示其清高。这是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三。
  以上所谈是三国时士人所以兴起玄风的主要因素。但容许他们有谈玄说虚的客观条件,也是必要的。自曹操官渡之捷至曹叡身亡,四十年间,清谈玄风尚隐而未盛。到正始时,皇帝幼小,既不能行使政权,而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又互相争夺,都不愿开罪士人,因此,玄风得以煽起,而君主无为、大臣揽权的理论也得到了抬头。
  玄是虚无深远的意思。颜之推在其所撰《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口谈玄理、注释玄书和行为放诞。倡导者多系达官贵人及其依附者。一般谓玄学始于魏正始年间(240至249年),实则,试观秦汉以来的史籍,避世嫉俗、清静自守的士人君子,固无时不有。拿东汉一代来说,从东汉初期的冯衍、傅毅、淳于恭,到汉魏之间的马融、仲长统、蔡邕、孔融、焦和、孔伷、习祯、郑泉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老庄达生任性的言行。即就曹魏统治者来说,曹丕在为帝前,与诸文士交游,曾先后令其甄、郭二夫人出面拜客。曹丕即位后,“常羡汉文之为君,宽仁玄默”。曹植在曹操时,饮酒不节,对客傅粉、跳舞、击剑,读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曹丕、曹植所以放诞若此,系“孟德家风所致”。实则,曹操本人也是够放诞的。史称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操甚好色,克敌致胜,常掠占人妻,说明操本人也不甚检束,盖玄风之兴,实当时社会风气使然,非一、二统治者所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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