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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治军思想更多地属于法家思想体系。他在作战中常制定军法，监督众将实施，并且自己率先执行。
曹操曾派曹洪与徐晃增援潼关以拒马超，临行吩咐： “如十日内失了关隘，皆斩，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第五十八回)结果曹洪临阵不听劝阻，第九天失了潼关，几乎被曹操斩首。曹操领大军攻打袁术盘踞的寿春，他传令众将： “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斩！”(第十七回)两员裨将临阵退却，他亲斩于城下，大振军威，众将终于斩关落锁，夺取寿春。
曹操的儿子曹彰领兵出击乌桓时，临行前曹告诫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第七十二回)能对自己的儿子以“法不徇情”相告诫，的确是难得的。事实上，曹操制定的军法，他能够率先执行。曹出兵攻张绣时，逢麦熟季节，沿路百姓见兵而逃，不敢刈麦，操告谕百姓，严申军法： “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第十七回)深得百姓欢迎。不想操乘马正行，田野中飞出一鸠，将所骑之马惊入麦田，踏坏了一大片麦子，操即叫来行军主簿，让处分自己的踏麦之罪，主簿问：“丞相岂可议罪?”操答道： “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于是拔剑就要自刎，众人急救免脱。当时还有人搬出“法不加于尊”的《春秋》古训说服曹操，操考虑良久，终于“割发权代首”，并让人以发传示三军，宣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全军无不凛遵军令。在这里，操拔剑欲自刎无疑是做样子给众人看的，但他作为示范教育，确是值得称赞的。第一，使全军知道了法纪的严肃性，培养了军队的法纪观念。第二，一反“法不加于尊”的儒家传统观念，表明在军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殊人物。有人认为，“割发代首”是曹操的一次诈术，其实，我们的着眼点应该主要地放在这一行为的后果上，曹操作为三军统帅，他依靠法纪来实施自己的领导活动，自己违法而请求处分，这与他以法治众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即使不能严厉处分，亦希望有处分的表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高明之处。曹操敢以自己违纪受处分的事例作为全军法纪教育的活教材，单是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办到、都愿办到的。
曹操以法治众的领导方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赏罚观和用人观上，这两个方面将在后面专门讨论。这里要提出的是，他的思想有时儒法混杂。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追剿袁谭时，天气寒冷，河道结冻，粮船无法行动，曹操令当地百姓破冰拉船，许多百姓闻令逃跑，曹操准备捕获斩杀，但百姓听得此信后又亲往营中相投，曹对这些百姓讲： “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第三十三回)要按法令办事，就要斩杀这些百姓，要以仁义行事，就要保全这些百姓，法治和仁治发生冲突时，操以妥协的方式解决，让百姓逃往山中躲避。这样，他将百姓有意放于军法不可及的山中，保全了其性命。儒家思想所以能在社会上流传深广，原因之一是这种思想表面上富郭嘉像。
有人情味，易被人们在感情上接受。曹操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儒家的某些思想常能引起他的内心激荡。操在击败袁绍、夺取冀州后，曾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哭得非常悲哀。他向众官回忆描述了昔日与袁绍一同起兵时的情景，说袁绍当初对他说的话就像昨天说过的一样，“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第三十三回)。并向袁绍之妻赐以金帛粮米。
曹操的谋士郭嘉曾把曹操和袁绍作了比较，认为曹操在十个方面胜过袁绍，其中有两条是说： “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第十八回)。这两条确实表明了曹操以法治众的优越性，而儒家思想的渗入又使他增加了争取人心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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