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高层领导人,孙权个人性格中也有若干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对本集团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一,遇事犹豫。曹操攻破袁绍后,遣使往江东,命令孙权送儿子入朝随驾,实际上是要扣留人质以牵制孙权。孙权犹豫不决,他召周瑜、张昭商议。张昭主张送人,周瑜坚持不送,因为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赞同周瑜的意见,孙权才作出了不遣子的决定。伐黄祖前,他召文武商议,张昭说: “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周瑜说: “报仇雪恨,何待期年?”(第三十八回)孙权又犹豫不决,后来甘宁从黄祖方面来降,孙权才下定了攻伐黄祖的决心。赤壁大战前,孙权在与曹操是战是和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亏得当时周瑜、孔明、鲁肃等一批青年精英再三劝说和启发,加之许多武将抗敌勇气的感染,才使他下定了迎战的决心。孙权遇事犹豫是其性格的弱点,但从另一方面看来,他的犹豫给部下提供了遇事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增大了集团内部的民主因素,使他有可能选择到较好的决策方案。而且,孙权遇事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一般能下定最后的决心而不动摇。比如他在决意抗曹后,即拔剑砍掉奏案一角,对众文武说: “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第四十四回)孙权犹豫之后有决断,决断会弥补犹豫之不足。
其二,懦弱怯敌。孙权的犹豫有时由怯敌引起,比如他下不了抗曹的决心,实际上是畏惧曹操的军事力量而不敢挺直腰杆;他怕把刘备逼向曹操一方而不敢公开争夺荆州,他夺取荆州后生怕刘备复仇,遂将关羽首级移交曹操以转移矛盾;刘备伐吴前他料知蜀兵势大,遂上表向魏帝曹丕称臣,并接受其吴王之封,实质是想求得魏国的庇护或增援。孙权的懦弱怯敌同样是其性格的不足之处,但从另一角度看来,这一性格因素促使吴国在保护自身方面更具有敏感性,对敌策略更具灵活性。
其三,残留的稚气。孙权在处理有些事情时偶尔显露出稚气,例如为了向刘备索要荆州,他竟不顾妹妹的名声,以招亲为名将刘备赚至东吴,欲拘囚刘备,因受到母亲吴国太等人的坚决反对,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还是为收回荆州,他竟儿戏般地监禁了心腹忠臣诸葛瑾全家老小,逼诸葛瑾通过与孔明的私人关系向刘备索要荆州,他把无情的政治斗争看得过于单纯,自然是空费心神。他在东吴的国宴上,看见诸葛瑾面长,就令牵来一头驴,用笔在驴面上写上“诸葛子瑜”四字,只图一时哗众取宠,却不考虑为臣者的人格尊严。孙权的这类处事稚气是他儿童时代的幼稚之心在成年心理的残留,这类现象也许人人都有,但在孙权身上表现得较显着和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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