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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内部冲突由历史原因引起。甘宁原在黄祖手下为将，曾为黄祖攻杀孙权大将凌操，后来他投了孙权，凌操的儿子凌统多次寻衅争斗。孙权在处理这类内部冲突时，一是立即制止；二是勉励双方不念前仇，以大局为重；三是将一方施予另一方的恩惠公开向其介绍，这样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解决这样的冲突，还需要如下两个条件： 一是周围将士的及时配合；二是争执人至少有一方要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胸怀大局。
有些思想分歧是由认识上的原因引起的。刘备兴兵伐吴时，孔明、赵云、秦宓等许多官员劝阻，大将黄忠没有提什么意见，大概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吧。但他在前线冲锋陷阵，立有大功后受伤病危，临终前对刘备说： “臣今年七十有五，寿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第八十三回)他在伐吴的战场上，劝刘备向中原争锋，看来心底里并不赞成伐吴。赵云率后应部队，在伐吴失败后全力营救刘备与诸将。我们看到，大家对伐吴一事虽曾有思想认识上的不同，但一作出决定并变成事实后，就保持了行动上的统一。这里没有相互的怨恨和拆台，是一种难得的群体精神和集团意识，需要领导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精心培养才能形成。由于认识的原因发生思想分歧，这是正常的事情，但却是极易引起误会的地方。袁绍不赞成许攸的计策，却怀疑他与曹操勾结。袁谭退守南皮时，身边的辛评受命去和曹操谈判，并拒绝了曹操的挽留，回城向袁谭汇报谈判结果。因谈判结果出乎意料，谭即怒斥辛评道： “汝弟现事曹操，汝怀二心耶?”(第三十二回)辛评怨气填胸，昏倒于地，不久死去。袁绍父子的思想方法直接危害了自己的领导行为，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非常值得吸取的教训。
与领导人有隔阂的部将在前线打了败仗或出了其他问题，处理这类事情是极复杂的，需要领导人持冷静的头脑对待。刘封与孟达守上庸时，曾拒绝向困守麦城的关羽派增援部队，致使关羽被擒受害，刘备准备立即治罪，派人去捉拿，孔明认为，此事“直缓图之，急则生变”。(第七十九回)他建议升刘封去守绵竹，使其与孟达分守二处。孟达看清了刘备的用意，遂投降了魏国。刘备欲起兵擒拿，孔明建议说： “可就遣刘封进兵，令二虎相并，刘封或有功，或败绩，必归成都，就而除之，可绝两害。”(第七十九回)刘备从其言，让刘封从绵竹率兵擒孟达，后刘封兵败回成都，被刘备斩首。看来，孔明原准备稳定其心，分而治之，后来情况变化，又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只是由于刘封兵败，才未除掉孟达。孔明司马懿装病率兵伐魏，有一次，陈式在前线违犯军令，擅自进兵，被魏军伏兵打得大败，率残军屯于山谷。孔明听到消息，立即派邓芝前往军中抚慰陈式，以防其生变，等陈式回来后，他即以违犯军令罪将其斩首。看来，孔明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首先是以抚慰、升调等方式稳定其心，不使发生前线兵变，而当这些犯罪将领回到自己的控制之中时，即按军法正罪，他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真正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司马懿为夺取曹爽兵权，乘其外出畋猎之际，在都城发动兵变，他怕曹爽在外挟天子号召天下与自己作对，连续派人前去见曹爽，吩咐使臣： “汝见爽，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第一百七回)曹爽思虑再三，最后抱定“但为富家翁足矣”的心情交出了兵权。开始，司马懿派人给曹爽家中送去大批粮食。以稳定其心，而在剪除了曹爽的主要党羽后，遂将他斩首灭族。司马懿采用这种办法，没有通过武装对抗就夺取了曹爽的兵权。看来，处理这类问题，首先得本着稳定局面的目的，对所要处理的人员加以安抚，防其生变，避免造成恶劣影响，然后努力创造适当的条件，等时机成熟，再作最后的处理，包括对当事人的处分。如果操之过急，不顾大局，必然发生意外。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派大将张合与高览去攻曹操营寨，因曹兵有备而失败，袁绍听了郭图对二将的诬陷之词，在其未回来交令之前派人前去捉拿归案，二人被逼无奈，遂率本部军马投降了曹操。袁绍处理这类事件，看来是缺乏周到的考虑。
集团内部的不协调，不论是由争功而引起的竞争、由嫉妒而引起的陷害、由利益而引起的纷争、由前仇而引起的冲突、由认识而引起的分歧，还是由各种复杂原因可能产生的军事分裂，都需要领导人分析情况，认真对待，高明的领导人必然有高明的手段稳定本集团的队伍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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