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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亡国之昏君，丧邦之庸人”的看法~。
一.首先得提出，刘禅并不能下定义为一个“卖国求荣的小人”。 为什么不是？很简单，他没有卖国。他只是降敌之主，受辱之人。当然，好在邓艾为作宣传并未辱他。但他的确于人于己活得不光彩。他的行为为什么不叫卖国？因为在当时的家天下观念来看，作为一国之君，归他管的地盘就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他只代表他个人意愿，也是强加于人民的意愿，他做主。卖国是一种背叛的行为，而以当时观念来看他的行为不具备背叛思想。他投降也就是他个人意愿在得到支持或无人能劝阻的发挥的表现。战与降都是他的表现，这不存在卖国，当时的魏、蜀之间也不涉及到任何民族矛盾，只是两大军阀抢地盘，抢地位。卖国的说法肯定就显得太牵强。其次，他是投降之君，最起码连他个人都觉得不光彩这还存在求荣？安乐公所可以享受到的也许要比蜀国皇帝所可以享受到的差许多。他也没必要为享受而降。他求生而投降这也许是求降的初衷。因为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是“临战为首者不降，战败不赦。”所以说他投降就是想死得晚点，死得好看点吧！荣对于他说他几乎没沾到吧！他得到了荣，可是他的行为不叫卖国。 二.刘禅的确不是仁君。但也不能说他不义。 为什么？姜维之降乃计也，姜维之降刘禅非可左右也。姜维不愿降，不愿背不义之名，可如刘谌一般自刎以报国，或逃流誓不为奸贼之臣民。也就是说，姜维降魏不能说是刘禅陷他于不义，是姜维忍辱负重的表现，是姜维心怀复国之心的表现！姜维的骨子里透着一个忠字啊！怎么还叫不义？姜维未有不义之事，那刘禅怎有陷人不义之为？怪哉！刘禅的不义表现到可体现在他不听刘谌的慷慨忠义言而怒斥其，命其离开朝堂。因为不听忠义之言，那行的就是不义之事，才叫不义之人！
三.刘禅的确不是个会为人民着想的君王，什么纳妃充后宫之数一类的明摆着是昏君的表现。可是作者“况且，在历史上还没听过，哪个帝王投降是为了百姓着想的，那些漂亮话只不过是为投降找台阶下而说的。”的说法有些偏激。的确，家天下，众人生死为一人，众人煎熬为一人。为王为帝的是几乎不会着实为人民着想，在敌人投降后自己假意地夸奖，为他找说辞也是有安抚之意。但是一味的说没有这类事就不对了。先不举例子，作为君王，他自己也是人，毕竟有感情。如果他在朝堂之地并不是一味的去践踏人民的话，他也会由衷地去安抚人民让人民过好些，从中也可以得到更高效的剥削成果，可是一旦他对人民动了真情的话呢？他是不是也会在面临灭顶之大敌是为人民考虑一点点呢？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作者此处思想在下不得不提出以纠正。
四.不赞成把谯周与黄皓混为一谈！
谯周其实是一个学者形象的人物并不适合政治。但他力劝二主（刘璋、刘禅）投敌（刘备、司马昭）被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批评为“：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奄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冯道末减矣。”如果谯周真的惟恐刘宗之不灭的话他为什么要劝刘璋降刘备？为何不使二家相斗尽死乎？《仇国论》为劝后主养国故不得不把姜维做为靶子，难到他要直接责怪后主？二刘、曹氏、司马氏的本质有什么不一样呢？好玩，如果说司马昭对于汉对于魏是乱臣贼子，那刘邦对于秦呢？刘备如果“兴复”汉室后皇帝由谁当，到时候谁撇开名义不是乱臣贼子？封建思想看待封建统治是局限的，是片面的，我们不该误入歧途，应该像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样运用脑髓去吸收！那么既然不能说谯周是卖国之人，与黄皓同流，他又是什么呢？现在这个答案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了。 人言“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是“当局者迷上迷，旁观者迷上清。”对事物的看法和评论，对错是相对的。同时，当时人评过时事，不以为喜，不以为傲。
现在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背景都与那1800多年前的封建主义社会相差太多了。所以现在人看历史，尤其是三国这一类N的N次方老久的事更要擦亮眼睛运用脑髓去看待，不该加过多个人思想，历史没有那么多如果！否则那就不是正确的评论历史了！刘禅的确扶不起，但这应该是缘于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的综合原因。对于刘禅这个话题至少一点可以肯定，在他眼里的皇帝和在他爸爸眼里的皇帝不一样。所以当法也不一样。大家再想想，一个16岁一般的娃娃（未行观礼）懂什么制国？再说，让两任丞相像宠自己儿子一样，甚至比爱亲儿子更亲的感情宠了23年，一个人还能有什么作为？这又是一个错中复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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