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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诞起兵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曹氏，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地位不受侵犯，不然早就在毋丘俭起兵的时候就跟着举旗响应，和毋丘俭合兵直取洛阳，造成京畿震动，司马兄弟的前途未免堪忧。诸葛诞不但在毋丘俭起兵的时候采取的是和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坐失良机，更在举兵后采取的还是割据自守的姿态，完全是一副被动挨打的架式，把主动权完全让给了司马氏。纵观历朝，勤王也好，怀逆谋也罢，往往是那些直指京师，造成中央政权内部震动的容易成功，相反象唐朝的徐敬业和五代的慕容彦超之流，欲割地自守而不得的比比皆是。从道义上，挟有天子一方的中央政权拥有优势，反叛一方只能寄希望于在攻打中央政权时各地诸侯采取观望或者支持的态度，不要指望被中央政权讨伐的时候还有什么帮手。
诸葛诞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和东吴联合以后，不是要求东吴从荆州对魏国发起进攻，成犄角之势，以分司马氏的兵力，而是错误的让东吴派遣大量军队入驻寿春。东吴军队的到来必然造成和原部署的矛盾，指挥不协调，军粮的消耗也需要淮南供给，为最后的兵败埋下祸根。要知道淮南的兵力当时有“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兵，扬州新附胜兵四五万”，而东吴派来的援军才有三万。对于司马氏共起的二十六万众来说，东吴的援军是可有可无的，况且以淮南的地利，诸葛诞自己的十七、八万兵马守则有余。东吴的三万兵马要是放在荆州，司马氏带来的兵力恐怕连诸葛诞的十七、八万都没有。司马氏是否能够裹胁皇帝和太后一起东征也是个疑问。不会放过。
对于这些，一流的参谋长钟会自然不会放过，因此和司马昭一起制订了以构筑长堑合围的战略，和诸葛诞玩起了持久战。钟会不单是等着诸葛诞和东吴将领发生矛盾，更施展了他摹仿别人笔迹，伪造书信的专长，给寿春城里的东吴将领全怿、全端等人去信，“说吴中怒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最终造成了全氏兄弟的率众投降。从甘露二年五月举兵，到甘露三年二月寿春城土崩瓦解，诸葛诞被杀，创造了合围困敌的典范，辽沈战役的长春之围可与之媲美。
钟会也因为在淮南的功劳被提议当太仆，进爵陈侯，不过他推辞不受，而是以中郎的身份继续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以示对司马氏的忠心。
甘露四年的时候，魏国出了大事情。皇帝曹髦终于忍不下被司马昭挟制的恶气，决定杀了这个权臣。按说曹髦的作为确实是不错的，至少比汉献帝等亡国之君有血性，知道抗争，而且几乎给他成功。这位“才如陈思，武类太祖”的曹皇帝，带上几百个手下就要去杀司马昭。不料早就走漏了消息，让司马昭有了准备。司马昭的兄弟司马琇率领前来阻挡的士兵被曹髦的手下一呵斥就散走了，看见皇帝的威风还是有些作用的。不过作用毕竟有限，等中护军贾充对带来的成济兄弟说出：“司马家若事败，汝等复有种乎？”的话后，曹髦的权威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成氏兄弟马上上前杀了曹髦。曹髦错不错在抗争，是也不错在使用武力，而是错在没有精心的准备，连一个能够挡住成济这样武夫的侍卫都没有，尽管当时“大将军士皆放杖”，但是司马昭终究是有一两个死党的，曹髦看来武功有不好，难免一死。如果曹髦冷静一点，阴险地在宴会上下毒，或者突然启衅，也不至于连司马昭的面都没有见到就没命了。当时从司马昭手下的士兵反应来看，曹髦武装政变未必不能够成功。
钟会倒是没有参与此事，不过后来他参与了拥立曹奂。魏国改元景元，钟会也当了司隶校尉，因此又引出了一场公案。就是嵇康之死。嵇康是曹家的女婿，当时的名士，司马昭很是想拉拢的，就让山涛推荐他当官，不料嵇康写了千古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话中带刺，倒不是对山涛。因为他后来还把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的。引起嵇康被杀的导火索是他朋友吕安的哥哥吕巽对弟媳不规矩，作为弟弟的吕安自是不服。而吕巽很大多数恶人一样，现到衙门里告了吕安一个不孝，把吕安流放到边地，对弟媳妇正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吕安写信给嵇康，让嵇康去到官府里帮他辩解。嵇康气愤愤地跑到司隶校尉钟会那里，质问钟会。钟会自然知道吕安的冤枉，因为吕巽也是司马昭的亲信，所以曲法，自然是司马昭的关照。而嵇康本就看不起钟会，再加上对司马氏也一向不满，对着钟会自然不会客气，愤激之下，司马昭之心什么的难免带出来。论讲理，钟会本就是理亏；再加上以前一向被嵇康冷落，很是郁闷，威压之下，辩才也得不到发挥，于是张口结舌之后，气狠狠地让嵇康有本事去找司马昭去说。
嵇康是出了名的直肠子，真跑到司马昭那里去谈司马昭之心，可是司马昭之心如夫妇之间的床笫之事一样，大家知道就好，也可想象，但是是说不得的。司马昭毕竟不象钟会那样暗恋似的崇拜嵇康，又觉得嵇康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触及到了他的私处，就用“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轻时傲世，有败于俗”的罪名将他和吕安一起判了死刑。当时太学生有不少为嵇康请命，弄得暗恋嵇康的钟会想救也不行，因为嵇康动静这么大，司马昭更是要非杀不可。嵇康临刑时，要了一张琴，弹奏了那首千古绝唱《广陵散》，相传说的是聂政刺杀韩相的故事，琴音慷慨而悲壮，却是寄托了嵇康无力杀司马氏的心情。
后世写《后汉书》的范烨有句诗道：“虽无嵇生琴，应作夏侯色”，说的是嵇康和夏侯玄，然而真正临刑时能够如此达观，他却是没有做到。不过这句诗却是兼顾到了钟毓、钟会两兄弟的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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