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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是一个可怕的名字，他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桀、纣等上古暴君，一个西方读者读到《三国演义》时，脑海里恐怕也会浮现出古罗马皇帝尼禄、卡利古拉的形象。虽然董卓并不是暴君，他没有君王的名份，但把他说成暴君也没什么大错，因为就这家伙生性的狼戾狠毒及造成危害的深度、广度而言，似乎只有最暴虐的帝王才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也许最暴虐的帝王，在董卓面前都自叹不如。
从董卓早年的经历中，我们不一定看得出他兽性人格的发展轨迹。当然，作为一个体内也许杂有羌、胡部落血统且一直与那些部落首领有着不错交情的家伙，他与草原上食肉动物打交道的机会，想来也是很多的。他为人称道的武艺，主要与射术有关：臂力过人，可以把弓拽得像一轮满月。董卓形象的标志性特征是：骑在马上，左右各挎着一只箭袋，像双枪将那样"左右驰射"，伴随着粗豪的狂笑，一只只猎物（包括同样被他视为猎物的"万物之灵长"）发出临终前的哀叹。我们知道高明的箭术，用之于疆场上的贴身肉搏或短兵相接效果甚微，在草原畋猎时却正好大有用武之地。他生活的地方既"山高皇帝远"，平素又喜欢与蛮性未脱的羌人"豪帅"一起杀牛宰羊，呼朋引类，其思维方式及处世准则，难免会游离于华夏文明之外，而更多地遵循所谓"狩猎者规则"。
正如希特勒身上也极少德意志民族性一样，在董卓身上试图找到若干中华民族的常规习性，也殊为不易。然而既然希特勒可以在德国大权独揽，董卓为什么不能在1700多年前同样因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思维方式和令人大惊失色的行为模式，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逞一时之雄呢？
在三国时代，有两个人最为飞扬跋扈，暴虐张狂，一个是董卓，另一个是袁术。董卓曾以太师自居，一度还想效法姜太公，自封为"尚父"。袁术更可笑，他甚至在没有丝毫可行性的情况下，公然自称为皇帝，致使几个愚笨的婆娘整天在为莫须有的"正宫娘娘"名份争吵不休。回过头来，我们又意外地发现，论能力和才学，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小丑，差不多又是最低下的。将董卓与袁术甚嚣尘上的权势，视为历史老人在某一阶段的打盹，显然不切实际。看似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既然出现了，如果无法从个体心理学上得到解释，那便必然可以从人类集体心智构成上得到若干解答。就董卓而论，除掉特殊历史机缘的成全外（这是免不了的），此人反常乖悖的性格特征，由于超出寻常思维方式和操作规范的度外，反而有可能因其震慑骇怪的心理效果，使世界在一时的不知所措之后，目瞪口呆地促成其权势的集结。这是政治角斗场上特有的"黑马"现象，董卓踵其前，希特勒继其后。须知在一个瘫痪的社会，其成员的集体心智往往也是脆弱不堪的，一旦有外界强力猛然杀到，便最有可能造成社会的间歇性痉挛和神经质匍匐。
在董卓进入东汉帝国政治中心长安之前，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正连同自己统治的庞大国土，处于分崩离析的前夕。此前的"赤眉"农民起义，已使长安变得疮痍满目，宫倒墙摧，而大面积的饥馑，加上雨雪蝗虫，也使整个国家充满嗷嗷待哺的饥民。汉初实行的分封诸侯政策，经历三百余年的运作，这时也弊端尽现，使国内充斥着大大小小、各拥兵权的土皇帝。与此同时，御座上的君王不仅在比赛着谁更短命，还在较量着谁更昏庸无能，到了汉灵帝，帝王的威严已荡然无存，只现出一副弄臣的嘴脸，热衷于"西园弄狗、驾驴取乐"。他提出的修宫室、铸铜人、造万金堂、增收赋税等昏庸主张，都客观上起到了加速王朝毁灭的效果。先是牵连甚广的"党锢之祸"，将一大批帝国精英送上冥府，接着以"十常侍"（实指十二个把皇帝摆弄得团团转的大太监）为代表的宦官政治，又进一步分散了朝廷的权力，削弱了政府的机能，剥夺了皇权的威望。皇帝因担心成为绿头乌龟而残忍地将某些男人去势，殊不知这些因丧失男性正常机能而变得心理错乱的家伙一旦握有大权，造成的危害，又会远过于诱奸几个美丽的宫女。这一帝王的视觉盲点，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的危害可称比比皆是，东汉末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终于，在公元184年引发一场百万民众大起义，那支头缠黄巾的乌合之众虽然只坚持了一年左右（其余部仍爝火不息地烧了很多年），便遭到以皇甫嵩、朱儁、曹操为代表的政府军无情镇压，但毕竟也使政府受到重创。这是宫廷阴谋的多发季节，仗着贵为太后的妹妹的势力，一个屠夫出身的莽汉何进掌握了帝国的军权，他与"十常侍"之间的争权日趋白热化。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提高自身的赢面，何进遂不计后果地做出了一个选择：借助外来军事力量，剿除异己。结果，何进刚刚与"十常侍"两败俱伤，双双或尸横长安，或命殒河中，他此前假借君王命令召来的外部军事力量董卓，后脚就踩着尸堆进入了都城。
这正好是一座瘫痪的城市，朝柄散落，似乎谁捷足先登，谁就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实际掌权者。
董卓成了捷足先登者。可以想象，这时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恐怖之都，无论活着的朝廷官员还是寻常市民，都必然会处于某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神经质状态。虽然不值得提倡，但纯粹从权术的角度考察，此时采用恐怖的高压政策，对于迅速掌握权力，当会立收奇效。无巧不巧，权谋无几的董卓，即使什么都不会，说到实行恐怖政策，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大行家。
他会不会是一头母狼叼大的呢？
在讨伐黄巾过程中，董卓几乎没有体现出什么统军之才，战功与同期的皇甫嵩、朱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最大的一次战功是：当别的军队纷纷溃败时，只有他统领的军队"全师而返"。然而，皇帝若有着最起码的智力，他也当能早早地看出董卓的桀骜不驯。因不愿接受皇甫嵩的调度，董卓曾以兵士的情绪为借口，拒绝皇上的多次诏命。正如大型食肉动物在出击时总是相当谨慎一样，董卓这头西北大虫，此时也在自己距长安不远的驻地，一边远远地窥视着京城，一边"嗬嗬"地吐着布满血丝的舌信。
虽然没有丝毫古来良将的风范，但董卓作为一军之将，似乎仍然颇受部下的爱戴。这里的原因是，董卓部下多为凉州兵，亦即一群当时尚未开化的草莱之民，他们性情粗犷，嗜杀成性，不念人伦，奉行着某种与中原武士大相径庭的沙场规则。除非他具有董卓般超人的臂力，除非他本人比其中任何一个士兵都更为凶残，更能大碗喝酒、谈笑杀人，不然，驯化这些家伙将无比艰难。董卓当然完全具备贼人王的资格，他以某种部落酋长的方式实行自己的强力统治，也历来擅长用强盗义气团结下属：凡抢劫抄略所得，一概赏赐兵士。而他本人在残忍方面的出众想象力，对于激发这支"虎狼之师"的士气，也起到了可怕的促进作用。
董卓的军队，在人数上并无优势，步兵骑兵加起来不过区区3000人。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成功地使人们改变了这一看法。他让进入长安的士兵晚上偷偷地溜出城去，以便第二天再雄纠纠、气昂昂地重新进城，如此循环四五天，董卓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赴长安的错觉，便成为大家的一致共识。我们刚要对董卓的这点智力表示赞赏，立刻便被他下一个举动弄得不敢吭声：他白天率领兵士外出抢劫，在集市上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突然发动袭击，割下他们的人头绑在马车边或兵士的腰间，再凯旋回城。集市上的妇女则被他的士兵像圈羊般直接拖拽到营帐里……董卓希望长安人知道，自己刚才又打了一场大胜仗。
强人效应（或曰"马太效应"）在董卓身上也得到了体现，他的强人姿态一旦得到人们的认同，使自己迅速走向更强，也就毫不困难了。前大将军何进手下群龙无首的兵士，被董卓整编入伍；他唆使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后，丁原的战士也被忽喇喇划归董卓帐下。对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素来持漫不经心态度的董卓，事实上在进入长安的第一天，就萌生了重新安排皇帝人选的想法。要知道这样一个想法，终曹操一生，都没敢真正付诸实施，在董卓眼里，就像更换当晚宴席上的菜单一样容易。谁敢不服？那好说，比如在一次宴席上，董卓身边那位人见人怕的威武将军吕布，突然从众位宾客中拽出一人，轻巧的样子不会比从鸡棚里拽出一只鸡更困难。不多久，这位刚才还在与大家一起喝酒的可怜虫，他的头已被放在一只碗盆里，端到众人面前。"这家伙图谋不轨，与诸位无关，来来来，大家只管喝酒。"董卓神色不变、热情如故地招呼道。
吕布，他的干儿子，无论就形象的亮丽、肌肉的结实还是对他人构成的威慑力，都活脱脱像一只金钱豹。
这以后，董卓训斥、发落皇帝及诸位皇亲国戚时的派头，变得极为挥洒自如，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他指责少年皇帝"缺乏一个儿子起码的孝心，完全没有君王的风度"，便把他从御座上赶下来了，废为"弘农王"。不多久，突然觉得不够利落，又朝那个可怜孩子（他其实还真是个孩子）的喉咙里，灌入一杯毒酒。董卓指责太后"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把她迁出皇宫后不久，照例又赐上一把刀。──董卓不是君主，但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所谓"太上皇"，也无法望其项背。
一个喋血枭雄的真面目，于是在世人面前展开。历史有了一次大开眼界的机会，就遭殃的程度而言，百姓也可说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可怕机会。皇帝当年聚敛的大量财富，仿佛一笔特为董卓预存的钱款，专等着董卓此时前来领取；皇帝后宫中的众多佳丽，也恰好成了董卓士兵的"慰安妇"；一群会说人话的野兽，在都城周围方圆数百公里内，开始了无休无止的烧杀抢劫。滥杀无辜既已毫无新意，刑讯逼供遂以其合乎兽道的趣味性，得到了全面施行。人们寻常用来对待牲畜的烹饪法，在董卓的杀人术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借鉴，或烹或煮，乃至用猪油先将被煮者全身涂遍之类令我笔尖瑟瑟发抖的方法，都在董卓的呵呵大笑中得到了演示。这个人既是那样毫无人性，希望他在对待女性时有所收敛，显然也不切实际。《后汉书·皇甫规妻传》中，一位才貌双全的无名女性，就曾被董卓活活鞭挞而死。
董卓从游牧民族学来的智慧是：当某地的青草被吃光以后，立刻卷起帐篷，寻找新的生存点，此所谓"黑车白帐，择水草而居"。这样，当长安残破得没法居住的时候，董卓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迁都的决定，把首都迁到洛阳去。
那是一次数百万人口的大迁徙，在长安至洛阳之间，一股茫无边际的难民潮，无休无止地蠕动着。死亡，不断有人死亡，整批整批地死亡。死于饥饿，死于恐惧，死于因惊恐发作导致的自相残杀。难民所经之处，唯余森森白骨。与此同时，董卓正唆使自己的部下，在长安大肆抢掠，挖开每一座坟墓，搜刮完墓葬中最后一件殉葬品，然后再放一把野火，烧尽汉家陵阙。
在距长安二百六十里的地方，又一座阿房宫高高矗立起来。那是董卓的私家庄园郿坞，我们知道它的外墙高度和厚度竟然与长安城墙相同，"高厚七丈"；我们听说坞中所藏珍宝还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别种"奇玩积如丘山"，光藏匿的粮食，就可对付三十年。它富可敌国的规模还可从下面一个事实略窥一二：董卓兵败身死后，为抄没郿坞的家财，司徒王允竟派去一支五万人的军队。
有一个事实似乎与董卓的总体气质不甚谐调，那就是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并没有漫无节制地分封自己嗜血成性的部下，倒是提拔了不少素以忠勇体国着称的贤人士大夫。然稍一细想，这事也绝无可怪之处，人性中每每两极相通，通常越是粗豪不文之徒，越有可能对文人表示钦敬，三国时代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着名的旁证：莽汉张飞历来爱勾搭文人贤士，倒是平时经常读读《春秋左氏传》的关羽，对读书人较少看得上眼。我们若将此视为"草莽定律"，即使撇开心血来潮的成份，董卓抬举、重用某些读书人，也完全无法改变我们对他的一贯看法。何况，他提拔读书人的方式，也完全是草莽式的。东汉着名大学士蔡邕，当年曾在一天之内被董卓升了三次官，而蔡邕之所以答应出面任职，乃是因为董卓放出了这样一句狠话："你若不来做官，我杀尽你全家老小。""你怕我吗？"董卓有次这样问皇甫嵩。他很希望这位当年军阶在己之上的朝廷重臣，现在能屈膝向他求饶。之所以这样问，也许正泄漏出董卓曾忌惮这位天才将军的事实。皇甫嵩的回答是："岂止我一个人怕你，若你大行无道，天下都将为之悚惧。"董卓倒没有杀死皇甫嵩，他也许正在思索皇甫将军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使天下为自己悚惧，这是否同时也会在他内心产生极大的恐惧呢？这个心理学上的课题，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个案，我们只能姑且存疑。虽然我又坚信，世人的恐惧，没有比暴君的内心更强烈的了，一个人残暴的程度，往往与他内心惊恐的程度成正比。
何况，即就客观现实而论，董卓也非没有恐惧的理由，他知道在国土的东面，正聚集起一支反抗他的大军，其中就有几个决意与他成为死敌的对手。他在长安时就知道曹操，一度还想让曹操替他做事。曹操逃走后不久，就率领一支只有五千人的军队，试图打回洛阳。虽然曹操被自己的部将徐荣打败，但董卓毕竟自此以后不敢再萌生东进之念。不久，又一支打上洛阳城头的军队，可是着着实实让董卓领教了厉害。孙坚，区区一个长沙太守，竟然孤军深入，将董卓手下打得节节败退。在距洛阳九十里的帝王陵墓间，董卓曾亲自出马，与孙坚作一对一的决斗。肥胖的董卓虽臂力惊人，却终奈不得身手矫健的孙坚分毫，只因手下援手及时，才免于一死。我相信，这场陵墓边的厮杀，一定会给董卓笼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把首都迁来洛阳没几天，就被这位"孙坚小戆"硬生生地夺了回去。他所能做的，只是出逃前再放一把野火，把又一座上好都城毁于一炬。
董卓有所不知的是：在他当年侮慢司空张温时，正在张温手下的孙坚，就曾罗列了董卓三条罪名，竭力主张杀掉他。只是由于张温的脾性过于"温"了些，才使董卓免于一死。
一个人若想造福世界，通常总需要一段相对漫长的时间，一个人若执意想要荼毒人间，成为千夫所指，一般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造孽同样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数兵士埋骨沙场，使两座巨型城市（长安和洛阳）同时黄钟毁弃，难道不至少需要十年连续不断的破坏，才可能达到吗？董卓的回答是：不，只要三周就够了。
这是文明毁灭史上的惊人特例，据裴松之记载：董卓从握有大权到身首异处，"计其日月，未盈三周。"我不清楚的是，他的郿坞到底是何时兴建的？总不见得也只"未盈三周"？
汉朝自高祖"斩蛇起义"，三百多年的不朽家业、文功武略，只在短短三周内，便尽遭毁坏，从此再也无法复苏。
董卓死了，是被他身边那头金钱豹咬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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