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评价曹操时指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这句话,确实点明了曹操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智”也含着诡诈之意,而曹操为人诡诈,确是天下无双。他之所以能“揽人才而欺天下”。正是靠“诡诈”二字,本来哭笑怒骂是人的感情的泄露,但曹操的哭笑怒骂却另有妙用,他的一哭一笑一怒一骂都是御人的绝招。有时他也讲义气,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也与众不同,另具御人妙法。
曹操御人术确是独有一格。
宜哭而笑,宜笑而哭
第五十七回写曹操赤壁之战被打败后,在逃亡途中的“三笑一哭”,把他的诡诈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逃到鸟林之西时,看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问其故,他说是“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冲天而起,赵云领军斜刺里杀出,众将死战,操才逃脱。
逃至南彝陵大路,人饥马困,行走不上,操令暂歇,他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众问其故。操说:“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说间,猛张飞一军杀至,操一见早拨马溜了,众将死战得脱,但多已受伤,狼狈不堪,且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走到华容道时,已所剩无几。而曹操却在马上扬鞭大笑,众问其故,操说:“人皆言周瑜、诸葛亮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此处埋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若非关云长感其昔日相待之恩,曹操这次必脑袋搬家了。这次逃走,曹操的处境是很凄惨的,这是他该放声痛哭之时,为什么每次在厄境时候他偏偏纵声大笑呢?其实,这“三笑”都是强颜欢笑,用意在于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志气。他笑敌手无能以显己之高明,是为将士壮胆,鼓起他们的勇气以逃脱难关。可是,曹操逃脱虎口,被曹仁接入南郡置酒与之洗尘时,他反而仰天大恸。对这种反常的举动,众谋士莫明其妙,便问其故。操伤心他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对曹操之哭,毛宗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妙用:“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纸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宜哭而笑,宜笑而哭,只有奸雄才能这样笑得出、哭得出,奸雄之奸奸在此。而他的哭笑并非常人之哭笑,都是他御人的妙术。
先施以威后结以恩
第十九回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说:‘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
“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 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 ‘败将安敢辱我!’拔剑 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玄德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 ‘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某素知文远 忠义,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霎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 (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焚书信”的气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故魏、蜀、吴三国都千方百计在敌国安置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通过奸细来进行的。因此,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公开的秘密。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清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对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掉以轻心,易造成失误,冤枉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敌人的势力。
对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独特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哉。”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曹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以免造成失误。曹操既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以后可慢慢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都加以镇压,将扩大株连,造成内部混乱。二、不削弱自己力量。当时,天下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容,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感恩戴德,有可能愧悔前非。如果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明。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书信,知其粮已尽,建议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污,袁绍大怒,并主观猜测,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逐。
把主观猜疑当作事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出现的冤案,不正是由主观乱猜造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逐,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成袁军大败。袁绍如此轻率处理“奸细”,不仅冤枉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书信”与之相比,确是明智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没有错。不过,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试问:曹操真的因犯自制之法而自刎了,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大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掠民以自肥,有谁因此而自责过,而曹操能“割发代首”,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统一天下,不仅到处搜罗人才为己用,也极力争取民心的归附。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之理,故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而那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军纪不明,到处掠夺人民。他派张勋率领征徐州的七路之兵,却于路劫掠将来,故陈登把袁术的七路大军视如“七堆腐草”是有根据的,这“七堆腐草”不堪吕布、刘备联军一击便土崩瓦解了。曹操与袁术两相比较, 谁善用兵不是一目了然吗?袁术既不能治将治兵,又掠民,他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曹操能治将治兵又爱民,他出征多胜也是必然之事。曹操驾驭兵将之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封爵赠金
曹操能搜罗人才并使之为己效命,是因他有两个“法宝”,一是封爵,二是赠金。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愿为其主效命的无非为了名和利。而曹操的封爵赠金恰好满足他们的欲望,故曹操一祭起这两个“法宝”,无人不乐意归其麾下。当然,“封爵赠金”御人之术,并非曹操独创,那位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早在他与项羽争天下时便懂得个中奥妙了。陈平爱金,他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故这一文一武都乐意为他效命。
他的敌手项羽就不懂得这一套,这位西楚霸王为人有点吝惜,舍不得给人封爵,下属不愿为他出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曹操是个饱学之士,对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熟悉的,他不仅善于吸取,且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封爵赠金”运用之妙,远远胜过前人。如他对关羽的笼络收买,便充分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
曹操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使之来投后,待之甚厚:赠美女十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斩颜良立功后,封为汉寿亭侯,可说是极尽其拉拢之能事。可是,关羽知其兄刘备所在后,立即封金挂印,留书辞别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而去。
为何曹操的“封爵赠金”的两个“法宝”不灵了。这是因为“桃园结义”
之“义”令关羽“难忘”,曹操原以为他的两个“法宝”所向无敌,万万想不到被“义”气破了。不过,他的两个法宝并没有完全失灵:先是关羽感其厚待,愿为之报效,斩了颜良、文丑,后来又实践了他的“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诺言,在华容道上甘犯军令状,拼死放走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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