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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用人，是事业成功、失败的关键，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迄今仍不失去其现实意义。
礼贤下士始得士
《说苑·尊贤篇》有一段关于求贤的生动的对话：“赵简子游河而叹曰：
‘安得贤士而处焉？’舟人古乘对曰：‘珠玉无足而能来者，人好之也；今 士有足而不来，此是吾君不好之耳。’”这位赵简子不去求贤，却躲在游船上悠哉悠哉地表示思贤心切。船工古乘一句话便揭穿了他“不好贤”的底。
言下之意是说，只有好贤，贤士才来。但是，不能说好贤便得贤，这位古乘也把求贤看得太容易了。
要求得贤士，必须去屈膝求之，真正做到礼贤下士，使对方感到你把他当知己看，才心甘情愿为你效命，“大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士人的共同点。孔明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因刘备“三顾草庐”。
刘备求贤，不是下令去召之，像张飞所说的“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而是亲往拜访。一访不遇，二次往访。二访时，正值隆冬，那天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这么天寒地冻，刘备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冒严寒往访，“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二访不遇，又三次往访。
三访前，刘备令卜者揲蓍，选择吉期，斋戒二日，薰沐更衣，才往卧龙岗谒孔明。选择吉日，可见这位皇叔太迷信，但也可见其求贤心切，担心这天不是吉日，又见不到孔明；斋戒、薰沐则说明他对孔明的无限尊敬。也许这一天巧碰着好日子，加上刘备求贤的诚心感动了孔明，这次孔明是在家了。可是，这位卧龙却昼寝未醒，是否有意怠慢刘备，以试刘备是否诚意，不得而知。刘备徐步入内，看见孔明仰卧，睡得正香，便拱立阶下，关、张等了好久不耐烦了，而刘备仍耐心等候。望堂上时，见孔明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刘备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才不再卧.口吟其“大梦谁先觉”之诗，多么悠哉悠哉。刘备这么礼贤下士，怎不使孔明感动为之效命呢？！刘备对孔明的旷世礼遇，孔明是永志不忘的。
二十一年后，孔明上表要求北伐时还谈及此事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他病逝五丈原前三年，在《后出师 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刘备“三顾草庐”时，他是寄托于刘表，无立锥之地，处境是很艰难，前途是未卜的。当时，中国强者北有曹操，南有孙权，孔明有些好友已北投曹操。孔明却不与行，孔明的大哥诸葛瑾仕吴甚得孙权宠信，他若依吴大可通过其兄引进。而孔明为什么不东依孙权或北投曹操呢？因为在天下大乱之际，不唯君择 臣，臣也择君，因用错了人，将会给事业招来损失，甚至失 败；而臣择错了君，将无所作为，甚至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孔明虽有建功立业思想，却不愿贸然出山，而是隐居隆中，“聊寄傲于琴瑟兮，以待其时。”他之所以归刘备，一是因刘备是个被荆州人士敬佩的英雄，一是感孔明的诚心求贤。如果以两者相比，最能感动孔明的还是后者，正如孔明自己说的，他之所以“许先帝以驰驱”，是因感刘备的”殊遇之恩”。王安石《诸葛武侯》一诗也指出：“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这就是 说，以弱小的蜀国能与魏、吴两国抗衡，鼎足三分，是因刘 备虚心得孔明 的辅佐之故。
能团结人才能成大事
团结就是力量。一国或一军，当上下一心，攥成一个拳头时，其力量就大，敌人无懈可击；反之，则软弱无力，被人分解，以至被打败。而能否使上下一心，关键在于用人者是否善于团结人。刘备是个善于团结人的明主，故荆州豪杰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此为骨干力量，西取巴蜀，据有成都后又能团结益州、东州人士，把荆州和益州、东州三股势力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曹操得陇不敢望蜀，孙权也把蜀国视为盟友以抗拒曹操。刘备未入蜀前，刘璋统治下的西川，人心涣散，矛盾重重。先是刘焉治蜀时，南阳、三辅人陆续西移，流入益州的有数万家，其中青壮年多参加川军，称为东州兵。东州兵恃势欺凌益州人，益州人深恨之。益州人赵韪素得人心，他暗中与益州豪绅密谋，举兵叛乱。东州兵因害怕益州派获胜被报复，乃同心协力助刘璋，与叛军作殊死战，终于镇压叛乱。但益州人并未心服，与东州人有如水火。
东州诸将则恃功骄恣，不听调遣，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对此也无可奈何。刘璋与张鲁有仇，张鲁欲兴兵报仇，以西蜀兵力本可敌之，但由于人心不齐，刘璋只得听从张松之言，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刘备入川后，先是结民心，机会一到，立即夺取西蜀。他领益州牧后，对荆州和益州。东州人士，都不分彼此，即使与已为敌的，或有宿怨的，也量才录用。 黄权是益州人， 曾忠于刘璋，是坚决反对请刘备入蜀的，刘璋要 往涪城会刘备，他口衔衣 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 落了两个门牙。刘备不因此而怪他， 反嘉其忠，任为右将军。刘巴是荆襄人士，他在荆州时不愿为刘备所用，北投曹操，后归刘璋，刘备也不咎既往，任为左将军。费祎是刘璋的亲戚，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都得到擢用。由于刘备能团结三州人士，尽其器用，故他们都效忠刘备，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蜀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来自荆襄的孔明、蒋琬，以及关、张、赵、黄、马等五虎将 外，还有李严、费祎等。刘备临危时，任命李严为顾命大臣，费祎则是继蒋琬之后成为蜀国丞相。他们对开拓蜀国和保卫蜀国起了重大的作用。
用人要在才不在老少
刘备是个善于知人、用人的明主，但由于他后期事业发展较顺利，特别是他登上皇位之后，骄傲自满情绪增长，越来越看不起别人，不是嫌老便是轻少，如言老黄忠无用，蔑视陆逊为“黄口孺子”，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正因其把年幼多才的陆逊不放在眼里，麻痹轻敌，招致彝陵之战全军覆没。毛宗岗对刘备嫌老轻少提出了批评；他说，“爱老而不爱少者，不可以用才；爱少而不爱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黄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破浪之宗悫，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阚泽之荐陆逊，非以其少而荐之也，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白发之充国，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总之，人而才，则老亦可，少亦可；人而无才，则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当论其才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第八十三回回评）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用人准则。三国时无数事实都证明毛宗岗的论点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描绘的杰出将相，大多在青年时已显露超人的才智，或已建立惊天动地的勋业。孔明初出草庐时只不过二十九岁，便提出“隆中策”，预知 天下三分，促成刘备称帝西蜀。周瑜三 十三岁挂帅，在赤壁之战 中，“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 烟灭。”青年将领陆逊两次用计，使关羽授首、刘备丧胆。姜维二十七岁已表现超人的将才，为孔明所赏识。但论资排辈的人总是轻视少年英才，如关羽、张飞自恃和刘备一起打江山、资格老，也曾看不起年青的军师孔明，经孔明小试锋芒，博望用兵，火烧新野，关、张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徐盛、丁奉也因自恃是东吴老将，开始不服陆逊挂帅，后终于在事实面前认输。有些人则与此相反，总是看不起老将，曹操的“妙才”夏侯渊就因此被老黄忠所斩。
用老嫌少，或用少轻老的一刀切用人法，不仅三国时有，且古已有之。
东汉颜驷就是因这一刀切的用人法经历三世而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动员诸郎上阵抗击匈奴，自发老翁颜驷以年老不能上阵为辞。武帝见他偌大年纪还当个小郎官，惊问其故？颜驷无限感慨他说：他已经历了三朝，但“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年少，陛下好年青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当然，造成颜驷的三世不遇的悲剧也有其客观原因。文帝时天下太平，需修内政，故重用文人，好武的颜驷也就没有机会去驰骋沙场，以建立功勋；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需要有威望的老臣去镇压，以安邦定国，年少的颜驷也就沾不上边：武帝时老臣大都亡故，需大力提拔年青力量，年已老的颜驷也就得不到重视。但是，造成景帝重老轻少、武帝重少轻老的主观原因，是因景、武两帝存在用人一刀切的片面观点。其实，老年之才经过千锤百炼，经验丰富，但观点较固定，易陷于保守；少年之才，敢作敢为，喜于创新，但不够稳重，易陷于轻浮。这仅是一般而言，也有的老年之才思想仍敏锐活跃，也有的少年之才年少老成的。对于老、少之才，如能多取其所长以互补其所短，则能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可是，历代统治者不尽懂此理，不是重老轻少，便是重少轻老，这已成为古今的通病。它不知造成多少失误，不知埋没和浪费了多少人才！因此，重温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很有教益的。
勿以貌取人
以貌取人，古今都曾重复这种错误。因为人总是喜美嫌丑的，容貌美很易给人好感，容貌丑就易使人反感。但如用貌的美丑来取人，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因为外美和内美没有必然等同的关系，外美未必内美，外丑未必内丑。话虽这么说，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貌取人。就是那位孔圣人也是如此。韩非在《显学》一文里就谈及此事。他说：“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儿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故孔子曰： ‘以容取人， 失之子羽。’”子羽是孔子的门徒，外表长得不错，但孔子与他相处时间长了，发现子羽的行为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因而后悔说：以容貌来取人，在子羽身上犯了错误。尽管这位孔圣人给后人留下“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的教训，但这种错误却还是不断出现。即便是以善于知人、用人见称的刘备、孙权和曹操也都犯过这种错误。
水镜先生曾对刘备说：“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凤雏就是庞统，可见其人不凡。不过，这位凤雏先生外貌长得不太雅，浓眉掀鼻，墨面短髯。水镜先生知其才，故不论其貌而赞之，但不了解他的人，一看见他这副尊容就不大喜欢。庞统先被鲁肃推荐于孙权，孙权见他形容古怪，又轻视他所最敬佩的周瑜，故拒不任用。后来，孔明和鲁肃向刘备力荐，虽有两封荐书；庞统却不靠荐书取宠，而是想靠本事见重，故没有拿出来，仅对刘备说因“闻皇叔招贤纳士”而来投。刘备见庞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不过，他不像孙权那样拒不接纳，而是给他个小县官做。刘备悉庞统纵酒不理事乃派张飞去查询，幸好张飞粗中有细，他见庞统半日尽断毕百余日所积公务，大惊下谢，并回向刘备称赞庞统大才，刘备大惊说：“屈待大贤，吾之过也。”
孙权见庞但终能认识到“屈待大贤”而重用之，乃得一大贤。一知改悔，一不改悔，其得失如此。
张松是益州别驾，为人能言善辩，博闻强记，也是个才智之士。但他的相貌十分丑陋：额镢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真是又丑又矮。他到许都去见曹操，名为请操攻张鲁以助刘璋，实是暗中干出卖西川的勾当。操见他长得猥琐，加以语言冲撞，一言不合便拂袖而起。后来，杨修与之辩论，他口若悬河，又见一读《孟德新书》便能背诵，且一字不错，乃言其才干曹操。曹操次日接见，他又当面讥讽，操便令乱棒打出。曹操同样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因他怠慢张松，张松亦不向他卖西川。张松对刘璋是卖主求荣，对曹操却是有用之才，曹操失去张松也就是失去取西川的大好机会。
刘备、孙权和曹操所犯的错误，也足以为以貌取人者戒。
拒谏的危害
历代封建王朝，有不少忠直之臣以敢谏见称，而有好下场的不多。因封建帝王是专制统治者，金口一开，圣旨一下，不容更改，且在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年代，谁敢提出不同意见冒犯龙颜，必遭严惩：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当然，也有善于听谏纳谏的，如唐太宗因接受魏征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高见，能兼听纳谏，纠正了自己不少的错误主张和行为，这对于促进盛唐的政治贤明，经济繁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是，历代统治者大多以英明自居，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便是听也并非兼听，而是偏听偏信，结果是误事误国，甚至国破身亡。袁绍、刘璋和刘备正是因听不进忠言而遭到惨败的。
袁绍为人外宽内忌，偏听偏信。他因爱幼子袁尚，想使之继位，对袁尚之死党审配，逢纪等言计听从，对于忠贞、智慧之士田丰、沮授等的忠言则逆耳。他要兴兵助刘备伐曹操，田丰谏说：“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仑廪无----------------------- Page 62-----------------------
积，不可复兴大军。”若备战三年，“大事可定矣”。沮授也反对袁绍出兵。
袁绍却听从审配之言进军黎阳，结果损兵折将，——大将颜良、文丑被杀。
当袁绍进军官渡与曹操决战时，因反战而被关在狱中的田丰，仍上书谏说：
“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逢纪谮说：“主公兴 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绍大怒，欲斩田丰。众官告免。在曹操往乌巢劫粮前夕，因主张缓战被拘禁于军中的沮授，向袁绍建议：乌巢屯根之所，不可不提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操军所算。”
而绍竟以沮授是“罪人”，“妄言惑众”，拒之不理。如果袁绍纳田丰之策，或听沮授之议，将不会有官渡之惨败。袁绍雄踞河北，拥四州之众，兵力远胜于操，而他之所以大败，是由于袁绍有忠臣不用，有忠言不听之故。田丰因袁绍老羞成怒而被杀，智慧之士如此下场，可叹！
袁绍拒谏是因他偏听偏信，刘璋拒谏是因他为人暗弱，是非不分。张松请求出使争取外援拒张鲁，其本意非为西蜀，而是卖主求荣。他原想劝曹操趁机取川，因操骄傲瞧不起他，乃转向刘备。回川后力劝刘璋请刘备入川支援。黄权、王累力谏。王累明确指出：“张鲁犯蜀，乃癣疥之疾，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黄权则主张：“可先斩张松，后绝刘备，则西川万幸也。”
刘璋却听从张松的花言巧语，不听黄权、王累之谏。当刘璋要亲往涪城会晤刘备时，王累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口称“如谏不从，自割断其绳索，撞死于此地。”刘璋读谏章后，大怒说：“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汝何数侮于吾耶！”王累自断其索，撞死于地。王累以尸谏，刘璋也毫不悔悟，终于“引狠入室”，奉送了西川。
刘备拒谏，则是因其为私义而忽公仇和骄傲自满之故，在未登王位前，刘备还是比较谦虚谨慎，易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可是他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帝王的专制本色便充分暴露出来了。他为报二弟关羽之仇决意兴兵代吴。赵云谏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
刘备不同意说：“朕不为二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可见刘备虽有江湖义气，却缺乏“以天下为重”的战略观念？因蜀吴交兵必将互相削弱.只对曹魏有利。刘备整兵要行时，秦宓直谏并指出：“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刘备认为他出言不利要斩之，秦宓面不改色，回顾刘备而笑说：
“臣死无恨，仅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因众官告免乃囚宓于狱中。 孔明闻悉，也上表救宓，认为宓所谏是“金玉之言”。刘备看毕，掷表于他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曾经是善于纳谏的明主，礼贤下士的典范，他得孔明时说是“如鱼得水”，现在连他认为“水”的孔明的话也不听了，刘备这条“鱼”也就失去了“水”，其遭遇可知。由于刘备骄傲思想大膨胀，自以为是听不进忠言，必然做出错误的决策，其“新创之业，又将颠覆”是不可避免的了。刘备猇亭惨败后，他“悔不听丞相之言”时，为时已迟了。
袁绍、刘璋和刘备的失败说明：嫌忠言逆耳，确是误己误国。
树立朋党的下场
东汉末年，群雄之中，袁绍是最强者。在官渡决战中，他有兵七十余万，操只有精兵七万，袁军十倍于操军，而操能以弱胜强，其原因虽有种种，但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互相争夺，致削弱力量，是操得以逐个击破袁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凡立朋党的，必有朋党与之作对，袁绍集团内部朋党林立，实咎由袁绍先立朋党。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欲立为后嗣，因之袁尚的死党审配、逢纪也就得到袁绍的充分信任，掌握军政大权。谋士辛评、郭图则是袁绍长子袁谭的死党，坚决反对废长立幼，拥护袁谭继位，故审配、逢纪和辛评、郭图各为其主，勾心斗角，以夺取嗣位。但他们四人都主张与曹操速决死战，与谋士 田丰、沮授意见相左。田丰、沮授都主张“静守以待时”，因谋 略与审配等不同，这两人又成一朋党。袁绍进军官渡后，沮授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想：“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不战自败矣。”
这是知彼知己的分析。若袁绍听田丰不战之策，不会有败，听沮授援战之计，亦不至于败。而袁绍不只不听，反囚田丰于狱中，锁禁沮授于军中，这就自丢智囊，任由曹操计算了。荀彧就认为“袁绍是无用之人”。他说：“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
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故主张与绍决战。
由于袁绍废长立幼，又让两子自立朋党，袁绍一死.两兄弟力争夺嗣位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曹操攻之甚急，两兄弟还能拼力死守冀州，操军也难于攻下。郭嘉则向曹操进计说：“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操从其计。果不出郭嘉所料，操一回师，两兄弟又内讧了。始是郭图献计说请袁尚、审配来饮酒，伏刀斧手杀之。谭从其计，乃使人往请。审配对袁尚说：“此必郭图之计也。
主公若往，必道奸计，不若乘势攻之。”于是，兄弟两人交锋，袁尚屡败袁谭。袁谭退守平原，因被围危急，郭图乃建议袁谭降操求援。袁氏两兄弟相争，曹操乃得乘隙攻入冀州。
凡立朋党，都以私利为重，一切封建伦理关系都被打乱了。袁谭、袁尚本是同胞兄弟，为嗣位而各立一朋党，拚个你死我 活。辛评党袁谭，而辛 评之弟辛毗趁为袁谭求援之机劝操回师取冀州。审配党袁尚，审配之侄因好友辛毗家属被杀，忿而献门放 操兵入城。 袁绍之败，袁氏兄弟之亡，足见朋党为害之大。如果袁绍不偏于一朋党，袁氏兄弟和诸谋士不各立朋党，因私利而忘公利，能做到上下一心，协力抗操，以操之力也难于取胜；纵有郭嘉的智谋，也无所施用。当然，其中的朋党也有所不同，审配、逢纪的朋党是忠于袁尚，郭图、辛评的朋党忠于袁谭，是各为其朋党出谋献策，田丰、沮授也虽一朋党，但是其出计尽智，是为袁氏集团的利益着想。如果仅是田丰、沮授一朋党，也无所谓朋党，袁氏也不至于亡。
用诈道得人不得人心
在历史上，凡君主以诚信待下，臣下以忠心报效，则君臣相得，至死不渝。若以诈道待人，臣下则忐忑不安，必将上下猜疑，同床异梦。
贞观初，有人上书唐太宗李世民请求罢巧言谄媚之官，李世民要他列举其人，那人却说：“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着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李世民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 （《贞观政要》卷五《诚信第十七》）。 李世民对下不行诈道，而是以诚信待人，且他善于纳谏，即便是毒骂他，只要谏言可取，也不以为意，因此，臣下对他也就信得过，敢于直言相谏。由于君臣之间开诚布公，相得无间，同心协力治天下，故能出现贞观之治。曹操待人则恰恰与李世民相反，不是靠诚信，而是用诈道。曹操为图天下也积极搜罗人才，河北之士多归之，但因其行诈道，虽得士而不得其心。曹操只要认为与己不一心，对己不利的，不管有多大功勋，也千方百计除之而后快。
因操起事之初打起拥汉的旗帜，忠汉派的荀或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乃弃绍归操， 为操出尽智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得到操的重用。及见操加九锡， 力加反对，并叹说：“吾不想今日有此事！”操见他和已不一心，深恨之。
操兴兵南征，荀或托病止于寿春。操使人送饮食一盒给他，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空无一物，意即使荀或绝食，荀会其意，遂服毒身亡。操为摆脱自己的厄境，不惜用别人当“替罪羊”。他和袁术在寿春对峙时，因兵多粮少，便教仓官王垕将小斛散之，以救一时之急。王垕照办，兵士大怨。言丞相欺人。操就密召王垕入内，对他说：“欲借汝头示众。”王垕大惊说：“某实无罪！”操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于是推出斩之，出榜晓示说：“王垕放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操为保已之安全，还采取“杀鸡警猴”的手法杀害无辜之人。他恐人暗中害已，常吩付左右：“吾梦中杀人，凡吾睡着，你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寐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杀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葬之。确是猫哭老鼠，这种事只有曹操做得出。操以为他这些瞒天过海法，能掩盖天下人耳目，其实他左右之人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无辜被杀的近侍下葬时，谋士杨修指而叹说：“丞相非在梦中，君在梦中耳！”因此，尽管曹操有时能“矫情任算”，饶了过去的仇人，或焚部下与敌人私通的书信，其所属也不尽信任他，还是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所以操虽得人于一时，却不得人心于长久。刘备曾投入操的麾下，也得到操的重视，但因见其行诈道而弃之。
操慕祢衡之名，想召之为己用，祢衡也因其诡诈，坚决拒绝，打鼓大骂以辱之，表现了正直之士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无畏的骨气。
李世民以诚信待下，故得人又得人心：曹操以诈道用人，虽得人却不得人心。待人之道，是用诚信抑用诡诈，一经对比，优劣不是分明了么。
包办代替之弊
关于孔明包办代替的作风，《三国演义》有较形象的描述：司马懿坚守不战，孔明遣使送巾帼妇人之衣以羞激之。懿心虽怒却佯笑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孔明寐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使者回以懿话实告，孔明叹说：”彼深知我也！”主簿杨颙说：“某见丞相校簿书，窃以为不然。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 ‘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 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有也。”孔明泣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众皆垂泪。
孔明理政治军，西瓜、芝麻事一起抓，忙得晚睡早起，累得汗流浃背，食不甘味，睡不安席。他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是可嘉的，确使人为之垂泪；但他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是不足取的。主簿杨颙对他这种“亲理细事”的作法提出异议，并以西汉丞相丙吉见牛喘而担忧会影响年成，和陈平认为丞相主要管群臣，钱粮之事应问主管者的故事，说明丞相应抓大事，其他具体事情应由各主管部门去做，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此，孔明口说“吾非不知”，其实他还不知这种作风的弊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对别人不够放心，老是担心别人不能把事情办好，也正如他所说“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也。”作为一国的执政者，他的主要职责应是：决定政策，选拔人才。孔明的后继者之一费祎就较明智，他懂得抓大事，故即使政务、军务繁忙，他也能抽出时间与人谈笑、下棋，也能把工作做得不错。孙权对大事，当做出决策，确定人选后，便放手让他去干，也能把事情搞得很好。可是，孔明对即便是”罚二十以上”的细事也要“亲览”，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把事情全做好。这种包办代替作风其弊有三：
一、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正因孔明“惟恐他人不似我心”，不肯放手让人去做事，即便是有奇才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孔明第一次兴师北伐，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迎敌。魏延上帐献策说：
“夏侯桥乃膏梁子弟，懦弱无谋。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 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去。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此亦是韩信暗渡陈仓之计的新用，如敌方主将是司马懿则未必得手，而主将是夏侯楙，此人怯而无谋，此计可瞒过他，行之是可能成功的。而一生未曾冒险又不尽信人的孔明却以“非万全之策”
而否定了。魏延也因此以“己才用之不尽”而叹恨。
二、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由于孔明总是担心别人把事情搞坏了，事事都要亲管，其下属只能跟着他的羽毛扇摆动团团转。既然大小事孔明都要抓，其下属也就用不着去动脑筋，也没有机会去独当一面以锻炼自己，这就不利于人才的成长。蜀中人才短缺，这未曾不是原因之一。
三、没有把事情做好。要使北伐取胜，必须群策群力，如光靠一人操劳，他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孔明由于不能充分发挥”众智”、“众力”的作用，其六出祁山劳而无功是必然的事。对于他本人来说，正如司马懿所料：“食少事倾，其能久乎？”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五丈原留下千古遗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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