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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议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与智，在下一章就王与霸的问题作一简论，希望读者能透过纷乱的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吕氏春秋·义赏》讲了一个德与智的故事：春秋时，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文公因敌强我弱而问计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诈术，诈之可矣。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诈伪之道，是竭泽而渔，只能应急，非长久之术也。文公用咎犯言，败楚人，而论功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纷纷谏问。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者乎？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
晋文公经咨询和实践，增识不小，他搞清楚了治与乱时的德与智的辩证关系。纷乱当中，为一时之务可以智谋；安顿下来，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刘表平荆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计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纵横家等最为有影响。《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墨家者流，贵俭，兼爱，上贤，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识别亲疏。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法家者流，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纵横家者流，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般将儒、墨归为仁德，道、法、纵横归为智谋。仁德与智谋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现了统一和对立的辩证关系。上德鸿硕，因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为在下而少谋；上智神通，因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为在下而寡德。高者谓诸子之说可殊途同归，低者则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晋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时任德何时用智。
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二人游事诸侯，欲恢复尧舜、殷周秩序，但却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封土，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的话有三层意思。若用孔子师徒，行周君臣之礼，楚由子男爵而为王，由五十里封土而开千里之国，就都成了非法所得。若用孔子师徒，这帮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难保安稳。若用孔子师徒，子西等就无事可做了。前两层意思是明说的，后一层是暗藏的。第一层最为重要。《史记·孟子列传》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尧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间，因人而异，分有这么三个层次：品行、信仰和善政。品行主要关乎于庶民，信仰主要关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关乎于君主。孔子、孟子都是怀揣德智的人，他们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们所使的智要为所信的德服务。但这个德，即维系三代纲纪的礼乐，已经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孔孟欲修复以固之，老子谓之徒劳无益，而更多的人则欲毁而重建。
老子修道，无为，而无不为。《史记·老子传》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谓老子为乘风云而上天之龙，不能知也。
商鞅信奉绳法。《史记·商君列传》曰：商鞅入秦，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比三代。孝公怒鞅妄人耳，谓鞅所言之事久远，不能待，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鞅复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悦，与鞅语数日不厌。鞅以帝王之说试孝公，实欲变法。太史公曰商君刻薄而少恩。
苏秦、张仪善纵横。《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至秦，说秦惠王可以强兵吞天下，称帝而治。惠王因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苏秦遂往六国，说以霸王之事，以合纵抗秦。《史记·张仪列传》曰：张仪入秦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以连横，终破合纵。太史公曰苏秦、张仪长于权变，真倾危之士也。
孔子、孟子希望诸侯能克己复礼，与周王相安无事。但诸侯多谓周王已形同虚设，故野心勃勃，贵智力而贱仁义。秦始皇终以智力混一六合，但因不知建德，继之以暴，结果旋即灭亡。
汉立，太中大夫陆贾说刘邦行仁政。《史记·陆贾传》曰：陆生屡说高帝宜崇《诗》、《书》，高帝骂之曰：“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使陆生辑古今成败事，着《新语》以为戒鉴。文帝、景帝取道家上品，以无为为治，与民休息，但奸伪亦纵生。武帝初立，欲有作为。《汉书·武帝纪》曰：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子、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董仲舒传》曰：博士董仲舒奏曰：“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卫绾、董仲舒认为主张仁义的儒学是治世之说，而其它言谈智力的门派是乱世之术。武帝遂尊儒而抑诸子。准确地说，武帝是以儒为主而以其它诸子为辅。宣帝继之。元帝则独好儒说，且又流下，西汉始衰。东汉初中叶之君多能以文武为治，逮末叶之主，则荒疏政术。《后汉书·黄琼传》曰：老臣黄琼谏桓帝曰：王者处平世首当施德义，不施则颠；处乱世首当任智力，不任则危。黄琼详释德与智的关系，可桓帝分不出当来。
汉末人物，审其所学，可以断其所为。陈寿曰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孙盛云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刘备临终遗诏刘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刘备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孙权说吕蒙和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可见，曹操、刘备、孙权等多能融会诸家，不偏执一端，既适安生于太平，亦易崛起于土崩。像皇甫嵩、刘虞、孔融等皆为儒者，可为治世良臣，不善乱世斗智力。
最后顺便一提，我觉得李宗吾穷阅史书、诸子，抽绎出的厚黑学，不过是望文之臆；他说的曹操黑，刘备厚，孙权半黑不厚，是貌合而神离。其实，曹操、刘备、孙权等在东汉末年的乱世里主要施行的就是智力、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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