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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公元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陈寿的《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毛泽东写词赞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鲁迅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唐太宗说曹操是：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千百年来，对曹操褒着多矣，贬者亦不在少数，很多问题其实已经是盖棺论定了的。我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史论家，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史者谈谈对曹操的一些认识。
我认为曹操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些矛盾的综合体却成了一个“命世之才”。
确切说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所以曹操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但由于他本身少有的气质和天赋，再加上少有的际遇，他又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矛盾综合体。
一。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矛盾的结合体。
曹操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诗可以反映这个人。曹操戎马一生，“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是一个文学家、诗人的情怀，而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
他的《短歌行》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陌上桑》写道：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嶷历玉门。
《观沧海》又写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却东西门行》则说：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这些勾画出一个集狂放、多情于一身的轮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建安文学家”的风采。
具体表现在他的事迹则是放荡和对故人的眷恋。比如他在袁绍墓前的痛哭，比如对郭嘉英年早逝的哀痛（注一），又比如对蔡邕之女蔡文姬的照顾。
曹操在《十二月己亥令》（《让志县明令》）中说：“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本看不出他能指挥千军万马，治理混乱残破的乱世，他更象一个“清谈家”，但事实上曹操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
曹操二十多岁时就能做出闻名朝野的“五色棒”事件，做济南相时其治下更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此时的他满腔热血，一心做汉臣留名竹帛，正如他在《让志县明令》中说的：“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但是，汉朝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条破船到处漏水，曹操想安心做汉臣求得清名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击破了。直到董卓弄权，曹操的人生目标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虽然他在态度上仍然是支持并拥护汉朝，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已经开始明白，汉朝难救了。荀彧建议曹操拥立汉献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提议其实与曹操当时的目标和全国局势相适应的。曹操虽然对汉朝失望，但他还不敢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于是“利用”，通过“利用”来实现“辅佐”，就成了“双赢”的一步棋。
曹操年轻时就为《孙子兵法》作序，表现了一定的军事天赋，但是在当时恐怕只是他的“课余爱好”，他那时更喜欢和热衷的是“权变”以及为官之道。曹操幸运之处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使他的“课余爱好”以及天赋恰恰有了展示的空间，成就了一代伟业。
上面这些综合起来就是：年轻时的志向、客观环境的变化、再加那么一点点的运气造就了曹操的“现实主义”。
因为他的理想和抱负就是要“从政”，他必须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因为客观环境打破了他的梦想，使他学会了在面对现实，并把理想和现实很不情愿的区分开，这更象一种无奈，所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曹操对理想的改进，这种改进同时也是曹操对现实的妥协；曹操用兵推崇“兵无常势，水无常行”，他懂得战争没有可以事先预知结果的，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这种层次的领悟力只能说是“天赋”，而在实际运用中，曹操用兵三十年胜多败少，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这就是对“实干家”的最好诠释。
曹操做为“现实主义者”是“时世”所造，但他作为“理想主义者”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这两种矛盾的性质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且体现的那么淋漓尽致，这种人古往今来都不太多。因为同时具备“诗人气质”和“实干家才具”的人本来就不多，身处乱世的这类人更是少之又少，可能这就是我们对“曹操现象”难以理解的原因。
二。狂放不羁和遵守汉律的矛盾。
《曹瞒传》记载：曹操年轻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世语》记载：袁绍和曹操少时曾调戏人家的新媳妇。
《汉末英雄记》则记载：曹操在南皮破袁谭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
《曹瞒传》又记载：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谈到兴头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头扎到酒菜盘子里。
这样的行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出格的，在当时简直就是“放荡”。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却十分相当简朴和循规蹈矩。
他规定自己府邸不许用昂贵奢侈的物品，尤其是家人都要保持朴素，绝对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诚然，他也喜欢欺玩异物，但是相对他的地位，对比他的性格，曹操是一个朴素的人。
在律法上，曹操在“戒子”、“惩人”、乃至“治军”，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汉律》，而且可谓“循规蹈矩”，这与曹操狂放不羁的性格看起来是格格不入的。
可实际上这又是曹操对现实情况的妥协，《通典》说曹操“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在“妥协”的基础上，曹操在尽最大的努力改变着可以改变的东西，比如：曹操开始认为应当恢复“肉刑”，但是被孔融、王修等反对而作罢；“定甲子科......以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从中我们可见，其实曹操并不是“循规蹈矩”，他作为政治家要全面的考虑问题，主观上他要求大胆创新，但是在面对力量暂时不足以改变的东西时，他又只得妥协。（注二）
所以说曹操又是一个“狂放不羁”但朴素的人，是一个渴望改革但又对现实妥协的人，这两种矛盾又在曹操这一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三。珍视生命和数次屠杀无辜的矛盾。
《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短歌行》又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天悯人、珍视生命的曹操。
但是，同样是这个人，先后在徐州、官渡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和投降士兵，简直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与他前面的诗词颇为矛盾，是不是曹操很虚伪？
曹操在破邺之后听说有户三十万的欢欣，攻南皮时对百姓的网开一面，这些事件也都表明曹操是爱民的。
从先秦以来屠城先例屡见不鲜，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万、刘项战争时也有屠城记载、汉与匈奴的民族战争更是视屠城为儿戏，所以说屠城其实成了一个“惯例”，一旦遇到顽强抵抗的城市，那么该城城破之日也就是老百姓遭殃之时。同时，屠城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否则历代军队也不会乐此不疲。首先，它可以打击后来抵抗者的信心；其次，可以最大程度的破坏当地的生产力。
具体到曹操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只是千百年来“屠城”中的一个继承者，有意识无意识的遵从者，与他本身的残忍关系不大。
四。拥汉与废汉的矛盾。
这里说“废汉”可能不太准确，毕竟曹操有生之年没有这个行为，但稍微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曹操已经为自己的后代“废汉”铺好了路，所以说“曹操废汉”也并不为过。
早年曹操对汉朝还是有一定感情的，但是随着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提到，他渐渐对汉朝的感情淡泊了。
曹操与西汉霍光有相似之处，霍光后嗣的遭殃为曹操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曹操绝不单单是为了后代的着想才行废汉之事的。曹操与霍光有很大不同之处，曹操稳定后汉的过程要比霍光艰难的多，而曹操对汉的感情是一种“布施”，霍光仅仅是“扶植”，曹操从感情上并不亏欠汉献帝。曹操的长子曹丕早在建安十二年就督邺，曹彰也在北方带兵，所以说曹操老早就在有意的扶植接班人。
身居高位的曹操行起“废汉”之事其实是易如反掌，他之所以不这样做，简单归结起来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份和早年的理想决定他不会这么做，孙刘的影响是其次的。
在对汉朝上他功大过少，虽然他曾杀皇后并威逼汉帝。但在“尺寸之地不为汉家所有”的情况下，正如曹操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所以说，曹操“废汉”其实是大势所驱。早年的“拥汉”对曹操和汉朝而言是双赢，早在董卓弄权时汉朝就已经名存实亡，当风雨飘摇的残汉再没有存在意义的时候，后代人取代它也是必然的。
五。爱才与害才的矛盾。
曹操颁布《求才三令》，屡次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对人才的渴望。
王沈的《魏书》评论曹操说:“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中”。曹魏人才的鼎盛与曹操这种“海纳百川”式的用人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正是这样一个爱才惜才的人，却屡次的迫害当时的名士和文人。
如果说杀崔炎，迫害杨彪、逼死荀彧是政治需要，那么他杀边让、杀杨修则或多或少的都有受到社会的影响。
魏晋尚“清谈”，与政治黑暗有很大关系，而这一点深究起来是起源于汉末的大动乱。人们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政治抱负没有施展空间，稍有不慎就有杀头之祸，所以士族往往选择归隐和不谈国是。
曹操虽然是统治者，但并不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局面，相反，他曾经也是这个风尚的受害者。只是在他当政之后也有了这个“嗜杀”的毛病，应该说这与“屠城”一样，是一种政治手段习惯的延续。
曹操爱才求才是事实，但身居高位的他同时又受环境影响残酷的杀掉一些反对自己的人才，至于政治需要的杀戮他更是毫不犹豫的实行。
这种矛盾的体现的结果就是，曹魏在人才上超越孙刘。但由于曹操迫害了一部分人才，导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或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曹操，似乎曹操完全是“嫉才、害才”的人。
六。长于战术短于战略。
这一点其实不是单纯的矛盾，只算是对曹操矛盾本身的一个延伸。
曹操在战术上的造诣在整个后汉三国无人能出其右，从破兖州黄巾到官渡之战，奔袭乌桓，再到平西凉，曹操在战术上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曹操在战略上却有着很多为人诟病的地方，比如，官渡之战时他曾想放弃官渡，结果被荀彧制止；在赤壁之战时他否定贾诩的正确建议，结果失去统一良机；平定汉中后没有趁势进兵巴蜀；关羽威镇华夏，他又想要迁都避其锋芒，幸亏刘晔等人提醒他。
在这几次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战略决策上，曹操都犯了错误，只是有两次他采纳谋臣建议才避免一败涂地。
曹操“短于战略”只是相对于他“长于战术”而言，其实他在战略上的建树还是不少的。
曹操“长于战术，短于战略”的原因是多重的，根本上还是曹操性格矛盾造成的这个现象。
曹操放荡不羁豪迈奔放，同时又十分敏感悲天悯人，这两种矛盾前者决定他敢于实施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术，后者决定他对于事物的变化十分敏感，所以他可以及时的捕捉战机，这就造成他在战术层面上可以游刃有余。但是，也正是这两种矛盾的性格使他难以在战略构思上冷静和客观的分析问题，因为这类人前者决定他往往“想起来什么就是什么”，十分随性，后者又决定他十分“善变”，所以在战略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曹操体现出了他相对于战术的缺陷。
也许曹操也对自己这个性格有所认识，所以他对自己的部署很亲近，或许是希望通过“众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吧。
七。对曹操性格的小结和形成原因的探讨。
曹操这个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狂放不羁又循规蹈矩，既珍视生命又滥杀无辜，他拥汉但最后又废汉，他爱才但又害才，他长于战术但却短于战略......
这个人太矛盾，太令人感到难以琢磨，是什么原因使他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人的性格都是有两方面组成的，一是“天赋”，一是“环境”。这两者一开始往往是“天赋”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环境就成了改变一个人的主要因素。所以人们在年轻时都是“豪情万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说“人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曹操说到底也只是一个人，他也不可能摆脱这个规律，相反，我认为这个规律对他的影响比一般人要深。
从“天赋”层面讲，曹操天生就是一个“狡猾”的人。他曾装病骗得父亲同情，得以到处玩乐；又有“割发代首”的即兴表演；杀粮官稳定军心的别出心裁。这些可不是后天磨练可以学会的，只能说是曹操的“天赋”。
这种“善变、狡猾”的性格伴随了曹操一生，这或许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每个曹操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是最终形成其独有个性的决定因素。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宦官身世造成曹操的自卑心理”，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毕竟曹操从他文辞和行事来看没有丝毫“自卑”的成分，最多只是敏感一点罢了，因为曹操的祖父虽然是宦官，但他父亲是养子，而到了曹操这一代这个影响是有的，但已经不足以改变曹操的性格了。其实真正改变曹操塑造性格的还是动荡的社会。
前文说过曹操早年一心报效国家，奈何“报国无门”，他看到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对他的刺激是造就他敏感性格的主要原因。而在以后，动荡的乱世又再次塑造着他，比如陈宫的背叛，当时曹操身负“家仇”，曹嵩与曹操父子关系是很不错的，家人的惨死已经让曹操痛不欲生了，而陈宫等人在背后却给了他一刀，这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曹操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展露出他作为政治家残酷的一面。对诸侯之间勾心斗角耳濡目染也证明要想在“法典俱废”的动乱时期立足，没有“铁腕”是不行的。这个道理曹操原本肯定是知道的，但真正的实施却是环境逼迫他做出的。
在那个岁月，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惩罚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实行，曹氏对袁氏如此，对吕布也是如此，曹操的“残忍”形象或许和他多是胜利者有关系。而有时的残忍则是政治需要，比如杀马腾。而这种必须的“残忍”反反复复影响着曹操，对他的性格肯定是有影响的。
另外，曹操又是一个朴素、随意的人，这个性格的形成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有很大关系的。汉朝的宫廷斗争以及后汉动乱造成很多读书人不愿出仕，他们认为生命得不到保障。而曹操早年也受这个思潮的影响，所以他在《让志县明令》才一再说自己在遭受“报国无门”的挫折后原本不想再侍官，只想过田园生活。这倒不是他虚伪的话，当时形式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而这种朴素、随意的性格的形成也影响了曹操的后半生。
曹操在无数次风浪和争斗中幸运的走到了最后，他在很多事情上其实是控制自己的“天赋性格”，向环境妥协，但他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们都说：有的人是适应环境，有的人是让环境适应自己。其实纯粹的这两种人都不存在，人们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社会中，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大环境，大家都是这个环境中的一员，所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在适应环境，只不过，有的人会顺应潮流改造环境，曹操应该算是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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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与荀彧悼郭嘉书》 ：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注二）蜀汉和孙吴也分别制定自己的“科”来继承和取代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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