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谈　作者：郭亮

　　怎样谈历史？人们不大熟悉的历史时期，介绍给他们，使之了解这段历史；人们很熟悉的历史就要把各种团团乱麻似的不同说法理清，给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前提是你必须对所谈的历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给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鲁迅有篇文章的题目叫《人生识字胡涂始》，说人们识字后，懂得一些道理了，看到各种议论好象都有道理会感到无所适从。同样对人们比较熟悉的历史，也会遇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各种论述，面对这架式谁不胡涂？当今人们在解放思想运动之后，思想固然得到了解放，而无所顾忌大胆放言的毛病也随之而来，北京谓之砍大山，年轻人批评起时弊来没有研究过的东西也敢理直气壮地指点江山气壮如虹，看那架式他都能当副总理（也有年轻人“我要当总理怎样怎样”常挂在嘴巴上），往往是批评不当，全方位的胡说。在历史领域也是如此，网上的文章除了你抄我我抄你，没什么新的见解外，就是把低级当有趣民间市井眼光做标准，（例如把赵云当做三国第一武将，还争吵不休）他们没看多少《三国志》等史料一类可做根据的东西，或根本不看历史书有些人对古文就读不懂，只好拿小说《三国演义》做根据，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有些公开出版的东西也有网上那些低俗的东西，例如说鲁肃是武将不是文官，还拉拉杂杂说了一整篇就很可笑。出将入相在汉代是平常事，文官武将的身份没什么严格的区别，张昭是江东第一谋士，可在建安十三年孙权自攻合肥而派张昭“攻九江之当涂”，那张昭就是武将了？要知道三国时期的许多文臣谋士都被授予了将军的封号。就是当代也有同样的情况，邓小平是总书记，应是文官了，但是他又是二野的政委，还是有决策权的政委，淮海战役就是他做第一负责人指挥的大战，你能说他不是武的吗？大量此类文章出炉，对想了解三国历史的人来说是一种误导，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在今天报刊文章如潮水，每天铺天盖地而来，电视访谈电视历史剧，每天都在进行，教人如何不发蒙……如果你是历史爱好者，或者是历史专家，看到那些论述明显地有问题，会感到有话要说，对历史有研究的人们有义务给指出来，如果这样有问题的论述你看得多了，人们就会萌生自己来讲这段历史的冲动。三国历史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历史时期，三国时的人物人们大多耳熟能详，关于三国的说法可以用众说纷纭这个词，不仅老百姓有很多看法，就是专家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尤其随着文化的普及提高，人们的视野更宽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强了，人们不再像过去敬畏权威，而敢于对专家说“不”了。在思想有禁区的那段历史时期，在许多领域都有禁忌，有些观点过去是板上钉钉子现在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不正确的，这是思想领域的进步。因为有过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存在着许多过去“左”的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结论，由于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后，这些极“左”思潮的产物还没有做彻底的清理，也有许多问题存在研究不够，难于遽下结论。在这点上我很欣赏“怀疑一切”的口号，现在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需要用科学的理论重新审视过去所定的结论。但也不是可以怀疑一切了就随便胡说乱说，你不懂的，没有很深入研究的，还是少说为妙，不是你反对过去的错误就证明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你现在所持的非正确的思想也会遭到别人的反对。现在到处流行“戏说”，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都戏说成四不像。还有水煮漫画式的解读历史，他们的侧重点不在历史而在其他。我不反对这些形式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就说明有市场有需求，有这种方式存在的条件，就应允许它的存在。可是我们更需要正儿八经地说历史的产品，不是板着面孔似的学术论文，应该是轻松有趣的小品。就像吃，想要吃得高兴当然随大多数人的口味了，吃另食吃风味小吃，各随尊便，这是娱乐作品的标准，文艺本来题中应有之意就是如此；可是要是日常生活，专家要研究烹调之技术，就要来正经的而不能拿另食当正餐拿小吃作烹饪大餐上国宴，那就不能随便。在娱乐时看历史，可以看戏说的，要说历史上倒底是怎末回事，那只有看史书。问题在于老百姓不是专家，无法都去研究历史，还要了解历史，于是小说，戏曲说史的，就成了老百姓知道历史的一个主要来源，《三国演义》以七实三虚的写法，远胜于其他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人们是把它当历史来读的。如果都是戏说的话，绝不会流传那么长时间经久不衰。可以有戏说的作品，也可以有“水煮”的漫画化的东西，把道理说清楚了就行了，用娱乐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这一方面的需求，本无不可，但那不是历史。我们要有一些演义历史的作品，比较尊重历史真实的作品，这是让人们了解历史的东西；也需要有谈历史的各种类型的东西，来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历史，更好地理解历史作品，使人们能分清历史上的一些真假，因为历史也有作假，所谓为尊者讳，就把一些尊者美化起来，还有各种原因造成的历史疑案，也需要我们给以说明和分析研究。所以，写历史谈写历史的书，应该先深入地研究历史把这段历史的典籍搞清楚，给人们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而不是添乱，把人们搞胡涂。我想一些和历史有关的作品要说清是你的东西是搞笑的娱乐还是正经说史的，总要讲一讲，以免人们误以戏说当历史。
　　我本人喜爱正面说历史，不大垂青戏说。但也不怎么看好板着面孔说历史的论文，对过去学说的复述也不看重，比较注意新的见解新的言之有据的东西。新的说法也可能开始令人不能接受，甚至遭到反对，可只有新的东西有生命力，对新的问题研究才能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我的抛砖引玉之举，不过是以期引起人们重视三国的研究，引起更多的人们来研究而已。
　　三国不同于其他时代，这是一个被中国人普遍熟识的历史，因为这段历史有一部很着名的书，《三国演义》。这书是从《三国志》及其注，敷演而来的，因此才有章学诚所评价的“七实三虚”的说法，各种各样的人都把这书当成历史来看。三国的历史人物能流传那么长时间，妇孺皆知，人们生活中的常用语，都大量的溶进了三国的历史和人物，老当益壮被说成是老黄忠，说曹操，曹操就到，开个诸葛亮会，扶不起来的阿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有大量的俗语融入了三国时代的内容，都说明三国的这部小说对于普及历史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可是，小说的这段历史，并不是完全真实再现了的三国历史，有的人物作者做了歪曲事实的描写，而这些又因作者高超艺术性手法，深入人心以至人们就拿它当成真的。58年为曹操翻案的活动，虽然有政治方面人事关系的瓜葛，但也反映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有与历史相矛盾的问题，这也进一步表明《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本来小说如何写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都无所谓，但是《三国演义》的影响太大了，谈起三国，人们更多的是以小说为根据，而不是以史书，为了给人们一个真的历史，就要把小说的不实之处予以纠正。现在的戏说也太多了，而史书也太难读，年轻人不爱古文今后就更不易读，这样不少人把戏说的东西当成了历史，就会害人不浅。虽然《三国演义》是按历史的记载来编写的，虚构的东西少，但还是小说，许多东西是不能当历史来看的。清代大名人王士禛满腹经纶，因误把小说中的落凤坡当成真的而写了吊落凤坡丧庞士元的诗，而引起时人的嘲笑。就是历代的史书也不能全信，也要给以区别辩伪的分析。过去蔡东藩写过比较严肃的历史演义，把二十五史都改写了，所不足之处是太少趣味性；近代的林汉达也写过历史通俗读物，很有可读性，也比较严肃，没有戏说。在今天经济那末发展，历史的普及和深入研究也应给以稍多一些的关注，不要再出现日、韩知道了解我们的文化，而国人中不少人却一无所知的事了。像三国这样人们很熟悉的历史更应该给以更多的关注，希望以后人们不再把小说当历史，谈起三国历史来都能头头是道。
　　对于历史的理解，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二十五史一个历史的存在，是历代思想的体现，不可避免历史局限性。因此后人有修史的任务，用科学的思想，后来发现的新资料，来修正二十五史的错误。多年来的考古有不少新的发现，一是验证了历史的一些问题，二是过去因失传而造成的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有了答案，这是解决的硬件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是解决软件问题，就是思想方法上的。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后人比前人要正确。过去的皇帝至上的思想，二十五史里不容置疑的，在现代当然是不仅疑还要坚决反对的了。类似问题都是需要在修史时加以纠正的，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还不大困难，而另一些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忠君思想，是不是应该批判的？在过去的历史，那是统治者所宣传的社会所提倡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而在现代人们很容易就能辩别那是错误的。那末怎样来说呢？还有民族英雄怎么定？岳飞是民族英雄，而按今天的观念，女真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那岳飞的民族英雄怎么定呢？如果想把历史上的问题都用今天的观点来加以统一，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什么叫历史的局限性？就是在那个时代是正常的事，而拿到今天来看就是矛盾的，不正确的，这才是局限性，而非古人做错的都归结于局限性，那是局限性的滥用。古人做错的事，也是错的，也要明确地加以批判。而古人在那个时代做的是对的，拿到今天来看，又是错的，这是局限性，不能简单地加以批判，那要在整体上加以批判，而没必要对个人进行批判。我们应该对历史上存在的思想体系进行整体的批判，和今天的思想体系进行比较，找出差距，进行分析。对历史的问题，不能拿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要求古人能和今人一样，而只能用古代的合乎中华优良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古人。比如，岳飞被现代视为民族英雄，但只因他打过杨幺、钟相的农民起义，就说他身上有污点而民族英雄也要打点折扣。这种观点实在是掩耳盗铃，凡是那个时代的人，为皇帝效忠的官员，有哪一个会反对打农民起义呢？他实际去不去打不打农民起义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让他去，他就会毫无疑问的去打。即便岳飞没去打起义军，也可以断定只要有和农民军对阵的机会他就一定要打。说曹操打了黄巾军，他就是反动的，而一些为之辩解的，说他打了黄巾军不假但他继承了黄巾军的要求，因此不反动。其实围绕打不打黄巾军的这个争论大可不必，我们可以找到基本点，那就是在那个时代，用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要求正面人物，他必须是对朝廷对皇帝忠心耿耿的，他打起义军是必然的正常的，否则就不正常了不可理解的了，这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对官员臣民的基本要求。就是奸臣叛逆，虽与忠臣正统相对立，但他们在打起义军上是惊人的一致。这样来看，那个时代的标准和今天的正相反，但你不能如此就把那个时代的要求推翻。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有一个时代的系统，应以唯物论的观点给予科学的分析，应该承认其合理的存在，至于与今天的不同，那正是发展的结果，是时代在进步。我们应肯定古代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的合理的部分，就是否定其糟粕也要用哲学上的否定，而非物理学上的否定。不要用今天的思想标准来替代古代的思想的标准。
　　三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也充分利用了时势。三国给政治家军事军文臣武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但是，在今天人们看来，不少政治家都是阴谋家，就是被人们所肯定的人物也免不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遗憾。首先我们先确定，这是谈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搞阴谋诡计是他们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凡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家有不符合这一条的吗？没有。其次，是现实的需要。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靠仁义，友爱，能站得住脚吗？宋襄公拒绝部下提出的在敌军渡河时出击，认为不道德，等敌人排好阵势再打，结果宋国大败。在军事上更多的是偷袭，欺诈，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讲道德，讲仁义，只能是失败。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大动荡时代，是英雄野心家活动的大舞台。什么是英雄？什么是野心家？胜利者是英雄，失败者是野心家，一句“胜者王侯败者贼”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善良的人搞不了政治，只能做慈善家。一部二十五史，是英雄野心家的历史，是纵横捭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第三，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在政治领域是不能讲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它是讲比较，取大弃小，大道理管小道理，为了大局而牺牲局部。在你看来这样做是卑鄙的，那是因为你所处的位置比较低是局部，眼界不宽的缘故，而政治家站得高看得就远，因此他认为就是对的。有许多同样的情况，人们的看法太表面化，比如有些人一当上官就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看法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多归结为官升脾气长变坏了（有变坏的也不能排除）。其实不然，更多的是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他更多的要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方面，有人说是领导艺术，也有人说是会耍手腕，可以肯定的说政治家的手段都很多，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富于创造性。有些方法是可以摆到桌面上的，更多的就无法摆到桌面上来，但解决了问题，渡过了难关。兵不厌诈，政治上也是这样，让普通人看来是做人有严重问题的做法，在政治家那里是惯例做法。刘邦的老爹被霸王项羽抓住，以此要挟刘邦投降认输不然就煮了他，放在老百姓身上，那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老爹救回去的；可是你猜刘邦怎么办？他说：你项羽和我结拜过把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的爹，如果把爹煮了，也给我一碗汤喝。汉朝是最讲孝道的，他们的皇帝都叫孝帝，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可是他们的祖先就不讲孝道，还要喝其父的肉汤。但那样理解就太浅了，刘邦是不怕项羽要挟，表白的是决不投降，要与项羽斗到底。当刘邦被项羽围困，派人向韩信调兵，韩信却乘机提出要当齐鲁大地的假王（代理国王），刘邦忍住一腔怒火，假意说道：大丈夫在世，要当就当真王，怎么当假王呢？立马派人封韩信为齐王，韩信也立即出兵，不再拖延。如果刘邦实事求是地批判韩信这种拥兵自重的做法，甚至再来个处分，那韩信就不会跟刘邦干了，转过头来投霸王去了，这就是手段。后来刘邦得了天下，仍不放心韩信，用陈平之计，伪游云梦，在韩信拜见皇帝时一举拿下。过去说的阶级社会的政治斗争政治活动，都充满了这种手段。
　　不能因成败结果来断定一个集团的或一个政治家好坏，成者王侯败者贼不适于他们政策和行事之正确与否的评价。过去的历史书多是这样来分析研究的，表面上很有道理，胜利了不就说明他们的政策是对的吗？失败了那不用说就是他们的决策失败。历史的事是复杂的，造成一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古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是判断事业成败关键因素，说得真好。中国人第一个提出了造成成功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是多个因素。三国时的孙权之成功，不是他有许多超过他人的才能，而是他处于天时之利和地利之利：在他执掌地方大权时，刘备还寄托在刘表那里等待时机的到来，而这一切的得来在孙权是全不费功夫，那是他的父亲带出了一支军队，而他的哥哥又打出了江东一片天地，与刘备比，他是有地有兵，刘备还要找机会取荆州才有地盘，这个天时的差别使刘备居于下风。而江东一地，一直处于中原大战之外，曹操不是不想取江东，而是有吕布与袁术横在中间，阻挡了进军之路。吕布一直受到曹操和袁术的牵制，而无心去谋求江东。至于袁术一直把孙策当做是自已的从属和同盟，想不到要马上把江东拿到手里，再说他也没把那蛮荒之地看在眼里。这就是当时的形势，孙权在他的英雄业绩里，没打过什么胜仗，与曹操战争多年，基本上全是败的；与刘备的战争一是偷袭，以盟国而背信弃义进攻还偷偷摸摸地打，可见风格之低。明知公开地打，还真打不过。二是以多胜少，以三州之地去打一州之地的刘备，还是以示弱的方式避战防守寻求战机，最后是刘备过分自信而疏于警惕才失败，东吴的君被人们称为英雄，不知他有何所作为称英雄？东吴的臣对曹军罕有胜绩，对刘备又是背盟偷偷摸摸地捞了一把，也非英雄所为。他们君臣就没个是非羞耻之心，和盟友破裂，马上就投向自已过去口口声声斥责的敌人，俯首称臣。但就是这么一个政治集团还与其他两个集团成鼎足而立之势，这不是很奇怪吗？袁术是既无德又无才，可就仗着他家的门第高贵，他不费劲的拉起一支队伍，孙坚还把他弄来的南阳让给袁术占领，可是他太不争气，不久就把南阳吃垮了，又想去中原碰碰运气，结果被曹操打了个落花流水，又逃向淮南，又有一批人马聚拢在他身边，还是他的门第起了作用。但是他又用不长的时间把淮南吃成了重灾区。虽然他后来是失败了，但他占据南阳，淮南也有一段时间，能说他比刘备的政策正确吗（他还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打败了刘备）？在军阀混战之间，失败的不一定是很差的组织者，战胜的也不见得是优秀的人才。我们应在历史研究上，不以成败论英雄，改变过去研究历史是为成功者罗列业绩的方法，而树立实事求是的实话实说的方法。
　　农民起义的问题，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也是对权威论断怀疑最早的。过去的白纸黑字都是说农民起义是革命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我看历史发展的分析，农民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进行的起义也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通过革命代替了另一个阶级，成为新的社会的领导阶级，他们的起义不过是打倒了一个统治集团，他们建立的仍然是跟过去是一样的社会，他们不过是由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他们成了贵族地主的新的代表。人们最看好的李逵，说他是最革命，他说：“我们打到东京去，杀了鸟皇帝，让晁盖哥哥当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当小宋皇帝，我们都当了将军，多快活。”他这革命的理想不过是当皇帝当将军，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也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社会的性质没有任何变化。最为令人反感的是太平天国的起义，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改得不伦不类的基督教教义，说他是一个宗教组织，也不能算错。他们还弄了代天父传言的愚弄下层的闹剧，在当时世界的工业革命已经兴起，在中国却有这样一个借愚昧落后的形势组织起来的队伍，怎么能说他们是革命的呢？洪秀全及其起义军的王侯们可以妻妾成群，却让下层男女按严格的清教徒的要求生活，杨秀清不是考虑怎么样打到北京，推翻清政府，而是迫不及待的要当与洪秀全平起平坐的万岁。因此造成天国的分裂，导致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失败。这样的一个队伍怎么能说是革命的呢？现在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已不再完全肯定了。但是我也不同意把农民的起义完全否定，因为腐败的政府毕竟还是农民起义的一把火引起的燎原大火给葬送的，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农民起义是一什么性质的起义？应该说是一次不是革命的革命，说不是革命，因为从性质上分析，他不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理想也不是建立新的社会，所以不是革命的，说他革命，是因为旧腐败政府的命毕竟是农民起义给革掉的，因此他在这个意义上他是革命的。过去人们总是在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上做文章，希望能证明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质，其实口号不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他不是先进的阶级，他们对社会的变革，不会也不可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这是他们本身所决定的。农民起义还带来一个共生的现象，起义总是与迷信联在一起，和宗教在一起，也就是和愚昧落后的组织形式紧密结合。太平天国是用的西方宗教做了一些有中国色彩的改造，黄巾军是用的中国本土的道教来组织民众的，义和团用刀枪不入的说教来聚拢民众，白莲教，明教等等都是农民起义所用以作宣传的思想武器，实在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过去的历史文字中，常讲一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话，统治者也常用这句话来给众臣子告诫，不要对民压迫欺压太厉害，不然就要失去天下。他们的着眼点，不是以民为本，而是把自已的政权当做根本，他们更关心自已的政权。其实，得天下与民心没关系，说民心得了就能得天下，这是儒家编造的理想蓝图，各代的统治者就没有真这么做的，但却都那么说，让老百姓听了很以为民心之重要，自是放心等着统治者来得他们的民心。得天下另有条件和原因，最主要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才能得天下。其次，有一个朝气蓬勃的领导集团，这是一个人才集团，得天下和这个集团的水平和政策，制定的制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再有，他们的军队和同时的其它军队相比，不能说是最强的，但也是比较强的，有一支坚强的中下层骨干军事力量。至于是不是得了民心，作用不是很大。秦始皇之秦，他们的许多做法并不得民心，他是靠镇压严刑峻法屠杀来整肃国内的，又用诈骗坑杀对外，他灭了六国，并不是得了六国之民心，而是震慑住六国的反抗，他对赵国的打击是坑杀四十万赵军，不要说他能得六国之心，就是赵国之民心也得不了。刘项之争，也不是刘邦得了民心，虽然他以“约法三章”使得关中父老读他有好感，但刘邦的最后得胜是因为他多次在项羽的犹柔寡断下漏网，又以土地和高官厚禄调集了几支比较强的军队（韩信、彭越、英布）才得以一举击溃项羽，如果项羽不逼跑了英布，而韩信又听了蒯通的话脱离刘邦，胜利就不会是刘邦了。有人说，谁统一中国，谁就是代表了人民，谁就得民心，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集团及他们的领袖不想统一中国，皇帝的位置之高，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许多人的野心所向，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他是没落贵族的后代，已没有什么势力背景；就是小流氓刘邦也说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他是最底层的人，却有那么大的野心。由此可见，就是一个最底层的小人物也想统一中国，当上全国的第一人。有人说，因为统一了中国，所以才代表了民心，你没统一中国，所以你不代表民心。这是因果的倒置，把民心当成了果，而把统一当成条件，按儒家的理论，是得民心为条件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而现在是得天下者得民心，是完全与儒家理论对立的。三国时的曹操多次屠杀老百姓，可是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北方最大的政治集团；孙权也残暴至极，动不动就杀全城的人，也把不服的士杀掉，但他也没有失掉什么，反而成为三足鼎立之一的政治力量；只有刘备是这样做的，一是强调以民为本，对民以仁，二是只有他没有屠城的记录，反而有携民渡江的仁厚之举，但他也没有因此而得天下。作为在战争中的各方，各派政治力量，能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民心没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和他的政策制度，争取士和军队的骨干力量的多少与质量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