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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有一阙很出名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其中那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天下流传，其实他还有一阙登京口北固亭咏怀的词，又唱出了“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很多人也都相当熟悉。辛弃疾是借景抒情，词里隐含着难酬报国之心的悲愤，但他两次给孙仲谋义务做广告，推崇此人，必是仰慕非常。他掉书袋引的是曹孟德之赞语，可见这孙权真个十分了得！如果你熟读《三国》，也一定赞佩这个孙权，小小年纪周旋于权势张天、名气盖世的军阀之中，那么的灵活自如，手腕那叫高，一会儿跟刘备好，去打曹操，一会儿又跟曹操套近乎，把刘备打得落花流水，现儿今谁敢说他能做到这地步？
我们评价古人，不能相信象通俗小说那类市井通俗文化的形容，描绘，艺人们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为了精彩而不要真实，而且为了好坏的反差分明，往往把复杂的事简单化，好就一切都好，坏就坏透了，而人类社会许多方面都是复杂的，怎么简单得了？好坏一刀切也不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评价古人也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生硬的指点古人，那样的话谁也不合今人的要求。我们应该用古人的标尺来量古人，然后我们再来校验他那把尺子的误差，人类的文明是连续的有继承的，基本的要求古今中外有其一致性。局限性不是古人有意犯的错误，而是那个时代条件环境制约的结果。
分裂割据的地方势力 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曹操是大汉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代表着中央政府，令行禁止，言出法随，虽有篡位之心而无叛逆之实，于时还是有大批的拥护者，你不能否定他的存在；刘备呢？大汉皇叔的身份，又公开打出批判曹操“侵擅国权，恣心极乱”的旗帜，还有皇帝衣带诏这样的“红头文件”很硬的证据，使刘备的活动更具合法性，也有相当群众的支持，在法理上，有着充足的存在根据；孙权一非掌权大臣，代皇帝说话，不具合法身份，二又不是反曹操的代表，他原来一直尊曹操把持下的政府，他也从来没有批判过曹操，那他占据着江东那么块地盘，算什么呢？以封建社会的标准看，他只能算割据势力，孙权独立东南，有立足于世的物质条件，而无法理上的存在理由。刘备对抗曹操，按曹操的说法，是对抗中央政府，是贼，而刘备振振有词，他反曹贼挟持迫害天子，也反曹操把持下的伪政府，但他不反汉皇帝，而且认为曹操挟持皇帝，属犯上，他的行动是以宗室之亲，准备发兵北上勤王以清君侧，是正义之师，于法于理他占地自成格局都顺理成章。而孙权从接孙策的班时起，就先承认曹操把持下的中央政府，事从江东的庐江太守李术不服孙权的领导引起，“（孙）权大怒，乃以状白曹公”曹操因北方脱不开，就默许了孙权的行动，孙权在取得合法的手续后，进攻庐江“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引自《江表传》）而曹操也因此“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以此来看，你既承认曹操的中央政府，曹操也推荐你为将军，那你就要服从曹操所代表的中央政府，才说得通，可孙权却在需要曹操的时候，才与这个中央政府联系，接受封号，而决不接受这个政府的管理，当曹操要求统一政令，大军压境，以他的强大压力来压服他，“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他才起而反对曹操，说“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只有一点是不变的，他绝对保持他的独立性。这样的实体是什么？只能是割据分裂势力。
而后来为了拿到荆州，他又投顺曹操（那个他过去他称之为老贼的人），反过来打他的盟友，绝无政治上对立因素的刘备，按文革时的语言，他们是同一个阵营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可却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同室操戈，轻取荆州杀了关羽；为了对付刘备报仇，他还向曹丕称臣，接受封号，而后在曹丕真的要求实现管理臣子的步步紧逼情况下，他反过来又与蜀结盟，再对抗曹魏。翻手为云复手雨，没有原则，没有正义，只有利益，就是在现代，这样一个集团也不会为人们所接受。他有点像冯玉祥手下的石友三、孙殿英、韩复榘。
政治上的无赖 说孙权是割据势力还不足以定性，比如袁绍也是独占一方的军阀，但他是以齐桓晋文的事业为榜样，打击不臣，共扶汉室为己任，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并公开反对曹操的挟天子以令不臣的阴谋。孙权没那么做，他是在保持实力地盘的前提下，可以左可以右，信誓旦旦的宣言也可以突然改变，就象民国时期的军阀，也象后来的无赖军阀韩复榘、吴化文，是一个政治上的无赖。阶级社会的政治家有许多是无赖型的，也可能你说他没政治原则立场，太下流，可他认为那是一种变通，为了解决问题而作的让步，取大弃小原则，是围棋上的一种技巧，在政治领域也无例外，变通就是这个原则的具体运用结果。权变是所有剥削阶级政治家必备的一种素质，当我们看到一些政治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曾做过一些承诺，但不长时间就改变了，怎么解释？其实他当初就没想真做，而是一种变通。有的变通太过，就成了出卖自己。五代时的石敬塘为了获得契丹的支持，而甘当儿皇帝，成了历史上的出卖人格的典型。其实唐高祖李渊也这么做过，尊突厥为长上，向突厥称臣。（请见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孙权就是这样一个经常变通的人。
他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叫得响的口号，他的目标不能摆到桌面上来，比如鲁肃给他献上东吴建国大计，“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虽然孙权不便于公开接受要灭九族的“建帝王之号”的建议，但他是非常兴奋这个建议，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就是按这个大计来活动的。这个目标他能摆到桌面上来吗？在那个时代这可是谋逆大罪，相当于文革时的反革命罪。他也象民国时的阎锡山，既不听蒋介石，又没公开与国民党决裂，但他一直在山西搞独立，连火车铁轨都与全国的标准不一样。他管这种复杂的既不提出反对中央，又不听中央的做法叫踩着鸡蛋跳舞。孙权没有叫得响的政治主张，他只想保住他的地盘，因此他很难具备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政治感召力，更难成为左右全国的政治集团，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军阀。
孙权所代表的势力，没有明确的敌人，“有奶就是娘”形容的是为一点好处就丧失原则的人，孙权是谁有利于他扩大地盘，谁就是友，谁拿他的地盘，进入他的地盘，谁就是敌人。利益所在，敌人所在；利益发生变化，“敌人”这个目标也发生变化，这就是孙权和其它政治集团完全不同的地方，利益所牵涉的关系发生变化，他的敌人也就变了。他可以毫无愧疚地认敌为友，而以友为敌，只有利益永久不变。
建安二十四年，孙权集团决定偷袭关羽驻守的荆州，他们做了周密的准备，先以吕蒙生病为由，换上年轻的军事统帅陆逊，还由他献上一篇用词谦恭的书信，以麻痹关羽的警惕性，为瓦解关羽沿江设置的烽火台，阻断关羽回军救援的可能，吕蒙设计了“白衣渡江”的计策；为了防范打荆州时，曹操趁势抄他的后路，使他首尾不能相顾，还在前两年，建安二十二年，派都尉徐详到曹操那里投降，还多次上书以讨关羽自效，要把他打荆州的活动算作是帮曹操打关羽，算路是多么精明！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一举拿下荆州。相反，刘备一点也没想到孙权会这么干，那时他正在汉中前线，对关羽的处境之危险，他全然没担心过，他从荆州带走数万人马打益州，后又让诸葛亮、张飞、赵云带数万人马沿江进川，你想荆州还能有多少人马？而且诸葛亮带走了整个管理机构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关羽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刘备为什么不担心东吴方面的战争呢？因为他想，盟友怎么能对自己下狠手呢，再说前一次已将荆州平分，他认为已基本解决了问题，就是有矛盾也不会很大，他对荆州很放心。事情往往是在你认为最不容易出事的地方，出大事，这是社会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人们往往说关羽大意，其实是刘备、诸葛亮大意，他们收益州后，没向荆州派过一兵一卒，也没派过得力干部。
令人奇怪，在江东孙权集团中，竟没人对投降曹操提出批评，也许他们都认可这样的假降，以权宜之计视之。历史上这样的政治集团也有，象汪精卫集团投靠日本，他们可以说是为救国，但中国人更重民族感情更重耻辱，汉奸的帽子他们是永远摘不掉了。在对关羽的偷袭中，孙权集团是背信弃义者，这个集团君臣都是重视眼前利益的，缺乏长远打算，只有一个鲁肃是战略家，但可惜历史总是让正确的受到指责，而过于照顾错误的，平常总是说，让事实说话，可是社会是复杂的，那个表面的事实也许是经过了错误的操作造成的，已经失真。许多腐败分子在他那块地盘，他总是群众测评最高得分者，他总是评选的各种优秀称号的获奖者，但以后丑行败露，才发现他有不义之财几百万上千万。这个让事实说话，你还相信吗？鲁肃看重的是孙刘联合抗曹，一旦联合失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曹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打败对手。道理是明摆着的，可事实上，历史总是照顾错误一方。孙权在进攻荆州时，还给曹操上书，说是要为曹操打关羽效力，其实他是为自己。而曹操本应乘机打孙权的后路，使他不能首尾相顾，可他不那末做，他要“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两家打得精疲力竭时再去轻松的打他们。然而孙权的行动很快，使关羽没有相持的机会，就完全溃败了。如果曹操不那么奸诈，立即出兵攻打孙权，恐怕孙权的江山就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了吧？难道鲁肃的观点不对吗？可事实上鲁肃的担心并没出现，历史就是这样不讲理，孙权的运气也实在是好。赤壁之战前，周瑜曾给孙权建议软禁刘备，因为他认定刘备将是江东的很大威胁，“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如果真按他说的去做，可能曹操已攻破江南，统一天下了，那次错误的建议孙权没听他的，所以联军获胜，曹操退还北方。这次他听了错误的建议，可曹操没及时进军，又让孙权占尽了好处。但事情还不能算完，刘备不能对荆州被抢无动于衷，他亲率大军要报仇。这时，孙权开始有些惊慌，因为他不知道刘备究竟有多厉害，还担心曹魏派兵夹击，那他就算彻底完了。可谁想，刘备打了一辈子仗，却此时犯了骄傲的错误，认为陆逊黄口小儿不堪一击，他也不想想能把关羽打败，能是不堪一击之人吗？俗话说骄兵必败，刘备自己却认为“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而曹丕此时也是犯了他老爹的错误，总想双方打得两败俱伤时再出兵，但表面上他却说：“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引自《刘晔传》之注《傅子》）他放过了一举击败孙权的大好机会，而要那个徒有虚名的臣服，归降。结果战事一结束，孙权就不再对他谦恭有加，他又才起兵想打孙权，但今非昔比孙权的势力大增，已不怕他了，他想要的孙权臣服也不存在了，等于孙权耍了他一把，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这不是孙权的运气太好了吗？
当初孙权为讨好曹丕，又是尊魏为长对魏称臣，又接受曹丕的封号，甘当属国，主要是为了全力对付刘备的进攻。曹丕也不白给，他要孙权拿出点真格的来，让他送上人质，把他儿子送到魏国。孙权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能拖就拖，找各种理由哄骗，就是不答应送人质。开始说太子年幼，不能前去；后几年，曹丕派使者来正式订盟并要人质，孙权态度很好，就是不接受所要履行的条件。曹丕看好好说不行，要以武力做威慑来压他接受，于是派三路大军虎视眈眈来压孙权。孙权那时境内还有许多山越没平息，还需要对曹丕屈服，于是上书，挑着字眼说话陪着小心透着委屈，看他的言词真有点拍胸脯指天发誓的样子“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话虽那么谦卑，可对他的地盘一点也不放松，曹魏有三路大军，他也派出三路军队严守边防，一点也不含糊。你看他的言行是不是有些无赖？
他看软磨硬泡，不见得行，要打又担心刘备集团夹击他，于是重向刘备打开谈判之门不再敌对，而曹丕那边还没彻底决裂。一到与刘备集团谈妥和好，才与曹丕断绝各种关系，真像唯利是图的小贩。以孙权集团这种反复无常，忽和忽战，毫无信义可言，保江东一隅还行，而要他肩负起统一全国大业的任务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无赖型的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孙权的另一方面 孙权能在纵横捭阖的军阀混战中立足，还坚持下来成为三国鼎立之一，只有无赖是不行的，在江东的发展上，国家的管理上，他有许多独创性的东西，在使用人才方面，也有成功经验。孙策是东吴开创基业的有功之人，但治国，他自认不如孙权，“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要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创业难守业更难，孙权成为江东之主，才二十岁，他面临的江东困难重重，当时江东地盘他只有五郡，“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有影响的豪族世家，天下英才，还在观望，“以安危去就为意”就是说你搞好了留下来，搞不好就离开；还有山越一直骚扰，一些郡守官吏看不上小孩子当家就公开反叛。
孙权很懂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道理，他先与中央政府联系，曹操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给了孙权一个讨虏将军的称号，又使他在江东的占领合法化，让他“领会稽太守，屯吴”，这样孙权算是名正言顺了，他打附近的州郡，算是为中央政府效力。他碰上孙策任命的庐江太守李术不听他的招呼，还口出狂言，“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他向曹操报告此事，另指出李术杀了你曹操用的严象，他要为国家除害。他把一个太守就这么收拾了，中央政府也默认了，给江东的官员一个警告：不服就要灭掉。
那时社会左右地方局面的是世家豪族，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可以支持或反对欲在那里掌权的政治人物，他们与中央有着各种联系，和他们关系处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能否在江东站得住脚。孙权对江东大族采取剿抚两种办法，使他们服从自己。江东大姓与孙权合作非常成功的是四姓，他们在孙权那里是怎么被安抚的？从下面一句话可看出“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引自《世说新语·赏誉》）几大姓所担任的职务，张昭是孙策的托孤大臣，他和周瑜看好孙权能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为了拉住张昭，孙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朱姓一直掌武，多居军队高位；陆家世代掌权，出了个陆逊，连连带兵打了几次胜仗，更受孙权的重视。孙权还用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政治联姻的办法，来搞好与世家大族的关系。陆逊“世江东大族”，娶了孙策的女儿，应是孙权的侄女婿。跟孙策一起创业的朱治，一直在军队任职，他的儿子朱纪，也娶了孙策的女儿。他还把大姓的子弟与宗亲一起派遣，出任地方官职，“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这是有意识地把大姓与政权连在一起，使之休戚与共。当然，他也不会忘了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制服大姓。吴郡大姓盛孝章，《会稽典录》说，“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孝章）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孙策只是忌，还没敢动手杀他，而孙权一上来，就果断地杀了他，《孙权传》记“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同时被杀的还有周泰明，《昭明文选》有一篇《檄吴郡将校部曲文》说“而周、盛门户，无辜被戮，遗类流离，淹没林莽，言之可为怆然。”《吴录》记载，有一叫沈友的人，“是时权大会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谓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脱，乃曰：「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遂杀之。”孙权以剿抚两手，使江东的世家大族完全置于自己的政权之下，处于只能服从的角色，对孙权将来的发展不无影响，在与曹操是不是对抗下去的辩论中，江东大族又一次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但那只不过是最后一次抗争。从那之后，孙权集团真正掌握了江东的命脉，无人再敢跟他对抗了。
孙权的另一个措施，是他把军人力量与政权紧密结合起来的部曲制。当时东汉末各地军阀都实行这个办法。不同的是，孙权把部曲与军功联系起来，立功者增兵，功大者增兵多，这使许多军人有强烈的打仗欲望；他还把军功与领地联系起来，他不直接供给军费，而是根据带兵者的军队大小，划出一块地盘给你，军粮、薪金、各种费用都从中支取。周瑜当时为偏将军、南郡太守，有兵四千人，地盘有四县；而鲁肃为统帅时，任奋武校尉，偏将军直至横江将军，汉昌太守，有兵万余人，地盘四县。能食四县的赋税，是孙权集团最高的奖励。吕蒙的成长最能说明孙权的政策。吕蒙在讨丹杨后，升平北都尉，领广德长。在攻江夏黄祖时，他又立了头功，升任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没增加地盘，可见地盘是很紧张的。赤壁之战中，吕蒙又表现不俗，升为偏将军，与周瑜同，领寻阳令，地盘大了一些。在皖城大战中，吕蒙身先士卒，督攻在前，大胜曹军，增其人马，升庐江太守，地盘大了一个级别。在与刘备争荆州数郡时，吕蒙主持大计，获得成功，孙权给了他两个县的地盘。到他接鲁肃的班时，他的人马也到了万余人，为虎威将军，也任汉昌太守，地盘增到四县，与周瑜、鲁肃相同。此种增兵数、地盘数，都是东吴历史上最高的，后来没有超过这个待遇的了。再举一个例子，会稽郡山阴人贺齐，只是一个比县小的地方长官，因军功而不断的升迁。最早“少为郡吏，守剡长。”后破候官，为都尉；建安、汉兴、南平叛乱，贺齐出兵大胜，升平东校尉；战上饶，又为武威中郎将；再战丹杨、黟、歙，战而胜之，又建议分为六县，获得孙权的欢心，成立新都郡，命贺齐为太守，嘉奖偏将军。豫章有叛乱，有一万多人，他出兵讨贼获胜，择其精悍者为兵，因功为奋武将军；鄱阳尤突受曹操拉拢，起兵为乱，有三县响应，贺齐与陆逊出击，大获全胜，得精兵八千人，升安东将军，封山阴侯，出镇江上，督扶州至皖地盘。贺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负担东南一带未开发的地区的平叛，他从一个令，比县还小的地方长官，成长为将军，封侯，负责自扶州（今江宁西南）至皖长达数百公里的长江沿岸地区的军事行政，完全是军功累积起来的荣耀。
孙权搞得最成功的是讨山越，取得了非常大的收益，为他的统治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扩大了他的地盘和力量。山越是江东地区还为开化，没有进入国家管理的蛮荒之地的人民。《诸葛恪传》专门写了他们的状况，“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借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这些地区的人民常给孙权的军事活动造成干扰，有些像游击队，你走我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灵活机动。建安八年，孙权西打黄祖，已经把他水军打得大败，正在攻城之际，“山寇复动”，没办法只得回军，派吕范、程普、太史慈、韩当、周泰、吕蒙分赴各地打山越。所派之将领都是身经百战的重要将军，可见山越对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夕，孙权又派大军攻打黄祖，但可能山越又来骚扰，因有准备，孙权没让大军停下来，而另派贺齐“讨黟、歙，分歙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
平山越的结果上下都眉开眼笑，领兵的立功增兵升官，孙权扩大了自己的实际管辖的领土。像上边的贺齐平了山越，因有民户的增加，原来的地盘太大了，小的机构无法管理了，于是用划小增加数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孙权最初只有江东五郡，现在不断的扩大，后来有十二个郡（只是扬州一州之地），不是地大划小了就行了，有地还要有人才行，不然一个空地名毫无意义。贺齐因此而成为太守，在当时许多大将都还没当上太守，这说明讨山越对孙权很重要，负责此事的官员升迁也很快。最明显的例子是诸葛恪，他官不过骑都尉（相当县一级），职不过陪太子读书而已。他很精明，看准了讨山越的好处无可比。当时丹阳山越没人能破，山险民劣，打的是游击战，正规军无用武之地，地方政府又无力对抗他们。他多次要求去丹杨解决这个问题，孙权很高兴，给了他一个抚越将军的称号，领丹杨太守，从一个小县级，一下子成了将军，说明孙权很看重这件事。不过这都是空的，孙权只给了他三百人，那意思，不过是你打下丹杨，平了山越，你就是丹杨的太守，成了真正的将军，如果办不成此事，一切化为乌有。诸葛恪不愧英杰，他平了山越，得了四万甲兵，他自己领万人，“余分给诸将”。他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将军，领万人的，等同于鲁肃吕蒙那样的大将军。他被任威北将军，都乡侯。
孙权用人的特点 孙权首先会识人，在三国时期凡作领袖的都能识人用人，没有识人的眼力，是肯定当不了领袖人物的。人人知道干大事业需要人才，为什么有人就弄不来人呢？除了他本人不能用人外，他看不出什么是人才，人才是怎样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茫茫人海中，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瑕瑜并在，如何找出珠、瑜，没有很毒的眼力是不行的。眼力怎么来的？那是你的修养，学识，性格，智力，人格，社会责任感等综合因素的结果，请不要把眼力看成简单的一项一项因素的表现，书呆子说我看了那么些书，怎么也看不出人才？狡猾的人说我够聪明的了，为什么也看不出人才？就是因为那只是一项，不管用。领袖人物每天面对几十几百的人，如何很快地发现人才，谈话是最简单实用的办法，曹操、刘备等人都是一席话，沙里淘金发现人才。孙权也不例外，他接受了父兄留给他的一批人才外，他又发展了一大批人才，像鲁肃、诸葛谨、吕蒙等。因与鲁肃榻上一席谈，发现鲁肃是位帅才，极尽拉拢之术，而鲁肃也确实在抗曹的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用人上也很有特点，大的战争他往往起用年轻人。在赤壁大战前，用谁来领军抗击曹操？曹操人称用兵仿佛孙吴（孙武和吴起），又打败了吕布、袁术、刘备、袁绍，正踌躇满志要一举踏平江南，一封书信口气似乎是谈天“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而那句“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却似压顶的泰山，谁人扛得起？孙权偏选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将领周瑜来担纲，程普不服气，“昔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具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引自《孙瑜传》中吕蒙语）用了另一个年轻人鲁肃为参谋长，众文武大臣也意见纷纷，说他太狂，“肃年少粗疎，未可用”，但最终还是胜利了，证明他人是选对了。在与刘备于夷陵大战之前，他又用了一个书生式的年轻人来挂帅，刚一开始，诸将不服，原来那些孙策手下的老将，王公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陆逊拔剑说理“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疆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到破了刘备，那一仗下来，杀得刘军尸横遍野，“诸将乃服”。
他还能协调将领的不团结问题。甘宁在刘表那边时，曾与孙权的军队交手，一箭射杀了孙权的将领凌操。不久甘宁投向孙权，而凌操的儿子凌统非要为父报仇不可。孙权《吴书》记“后权知统意，因令宁将兵，遂徙屯半州。”“权亦命统不得仇之。”孙策时的老将周泰，为将勇敢，忠诚，在濡须战争中，立有大功，孙权让他督濡须（驻军司令），“时朱治、徐盛等皆在所部，并不服也。”孙权知道这事以后，想办法要解决他们的关系。“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泰则记昔战斗处以对，毕，使复服，欢宴极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盖。于是盛等乃伏。”
残暴的孙权 陈寿给孙权性格上一个说法，“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这是没加夸张的说法。他的残暴可能源于他的出身，其父孙坚就是杀出来的将军，他杀了荆州刺史王叡（他是长沙太守，杀刺史等于杀长官），起兵讨董卓途中，又杀了南阳太守张咨，等于杀了平级的政府官员。孙策也嗜杀，《吴录》记“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母吴氏曰：「（王）晟与汝父有升堂见妻之分，今其诸子兄弟皆已枭夷，独余一老翁，何足复惮乎？」乃舍之，余咸族诛。”同书还记了孙策杀吴郡的高岱的始末，“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他还杀了太平道的于吉，因为于吉的传道活动影响了他的部众。孙权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他的父兄差。
孙权一上任就以杀树威，先把庐江太守李术杀了。不仅杀这个敢于不听他的人，还把那一城人都杀了。《江表传》“遂屠其城，枭术首”，李术不服你与百姓何干？但孙权一气之下，不分良莠一律杀。这还不是唯一的一次，建安十三年，孙权带兵杀向江夏，把黄祖杀得溃不成军，“尽锐攻之，遂屠其城。”这种屠城，是一种威胁，使那个地方的人因不老实地投降而杀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为后来者不能对没有把握的抵抗而轻易的坚持。
孙权对地方势力的处理有两手，屠杀就是其中之一。杀，是可以从根本上把反对力量消灭掉，对巩固自己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会稽郡世家大族的不合作，没多做工作，而是杀服他们。在其他地方有了一定的力量时候，对这个地方用杀来治理也起很大的作用，但你就这一块地儿，杀了没有可依靠的力量了，肯定是不行的。孙权背后有吴郡的四大姓支持他，然后杀会稽郡的大姓，杀了盛孝章，周泰明，还用会稽郡的肯合作的大姓，比如贺齐，倚为左右手。至吴亡之前，会稽郡都没闹过事。
一些领袖人物在创业之初，还礼贤下士，爱才用才，能听批评意见，但到事业成功了，站得住脚了，就开始变了，原来他最爱的人才，可能他害之越甚，原来可以听不同意见，现在也不听了。这个成功后的变化好像历史上带有规律性，从刘邦开始的得天下后就大杀功臣，每个朝代都上演这一幕。原来爱的人才，后来变成恨这个人才了，随着地位的上升，尊严重于真理，不管对不对，先讲是不是冒犯虎威逆鳞。孙权在继位初，尊张昭为师，但后来赤壁战后，他胜了曹操即不那么听张昭的了，因辽东公孙渊向吴称藩，张昭不同意，孙权与他讲接受有很多好处，张昭不变，气得孙权动刀子。张昭见自己的话不管用，就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后来证明公孙渊是个不可信的人，孙权到张昭家招呼他出来，张昭不出，孙权又一把火把门烧了。孙权还奚落张昭，羞辱他，孙权即位时，众人祝贺，张昭也想说话，孙权冷冷地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引《江表传》）最让人们想不到是，他那样看重的书生大将陆逊，当大胜曹军回武昌时，“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出入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谁知后来竟然成了眼中钉，“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要说起原因来，我看其他直接的原因都对，也不对，直接原因是引起事端的开关，但在孙权困难的时候，他不打开这个开关，而现在他就打开了，为什么？是另一个原因，因为他已经强大了，不那么非常需要人才为他去扛困难了，因此他要尊严，不允许有人拂他的意，尤其是有功的，他更恨他们的不从，他想你以为有功就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我偏要治你，看谁还敢乱说话。这才是最终原因。孙权还为此把与陆逊通消息的会稽太守吾粲下狱诛杀，把坚持陆逊意见的朱据赐死。
孙权做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功过自然无法避开人们的评说，但把他说成英雄，那是曹操的场合语言，并非真心话，而且我们从他的言行很难看出有什么英雄的表现。如果从占一块地盘，能在军阀混战中站住脚，他确实靠背信弃义，言而无信，以残暴的镇压地方反对派，做到了这点，但能弄块地盘就是英雄吗？中国人常以胜败论英雄，成则王侯败者贼，成了就是好汉，败了就一切都不是！纵观中国历史，许多军阀能崛起，并不是他英雄，而是不合理的现状非常适合他那样的人发展，比如袁术他是靠家庭背景起来的，“四世三公”的处身使得一大批人慕名而来，他总是有块地盘，但没一块是他自已打来的，能说他是英雄吗？他的出现，证明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孙权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割据军阀，按李宗吾的说法，他是既黑（心肠黑）且厚（脸皮厚），他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应是人们反对的分裂制造者，决不是什么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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