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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士屯田
人们一提到三国时的屯田，就说：“吴不如魏，蜀不如吴”。实际，这话也未必很中肯，无论从封建统治者所花费的心思、难度和效果看，蜀汉的屯田都未必不如魏、吴。刘备在时，常征伐在外，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禅继位，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做主。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都遵守诸葛亮的成规行事，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身死，此后至蜀亡也只剩下十年，掌握军国权柄者，尚有大将军姜维及尚书令董厥、樊建等人，均为诸葛亮生前精心培养者。只因刘禅昏暗，晚年政治受到宦官黄皓干扰，至于衰败不振。由于以上情况，谈论蜀汉屯田便不能不集中研究诸葛亮对屯田及农战等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尽人皆知，诸葛亮出来辅佐刘备，乃“受任于败军之际”，后来亮病死于渭滨前线，也是在两军对峙之时，所以诸葛亮一生事业，一直与战争相始终。亮之平生素志乃是为了给刘备父子重建刘汉政权，进而统一中国，其任务可谓至艰至巨。其一生所筹划经营的也以务农运粮和练兵作战为主，非战无以达其宿愿，不重视农业生产与军事运输就不能支持其以弱攻强的战争。从亮之治国行军措施看，他不仅多次进行北伐，而且在每次出征之前，都致力于务农殖谷，令军民衣食足而后用之。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收荆州江南四郡，始有一块立足之地，他使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蜀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伐吴，大败于猇亭，次年备死，亮辅政，“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后主建兴三年（225年），亮南征四郡，“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建兴五年（227年），亮率诸军出屯汉中，从此至亮死，他的主要任务是出师北伐和劝农积谷。他的事业固然建筑在役使农民当兵纳粮的基础上，但他先农后战的政策也是昭然若揭的。实际上，亮搞军士屯田早已开始了。如《水经注》卷27《沔水上》说：
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建兴六年（228年）春，亮第一次北伐，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前锋马谡败于街亭，赵云、邓芝亦失利于箕谷。故赵云退军时，不得不烧坏赤崖以北阁道。至次年，赵云即逝世。故知赤崖屯田系于诸葛亮出屯汉中后不久，即已兴办。《通鉴》胡注云：“赤崖即赤岸，蜀置库于此，以储军资”。这几句话表明，屯田之地，往往设置粮库，反过来说，有粮库之地，也往往是屯田区。赤岸在今陕西留坝东北褒水西岸，往北距魏境之散关已不很远，故诸葛亮选择为屯田地点之一。汉中地区土质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富饶，自然条件之优越，虽略逊于蜀郡，并不下于魏之淮河两岸。从蜀往汉中运送军粮，需翻高山，越峻岭，远远不如在汉中就地屯田。但当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时，汉中人户已被曹操及其将领迁走很多，故史称刘备得汉中，只“得地而不得民”①。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如想在汉中募民屯田，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在汉中盆地和通往魏国的用兵要道兴办军士屯田。诸葛亮北伐，动用的兵力达十万以上，而从事转运粮草物资的兵民又要兼倍于此。所以诸葛亮在汉中地区兴办的屯田地点，必然不在少数。《三国志》卷33《后主传》载：蜀后主建兴十年（232年），“亮休士劝农于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褒城南，当褒水流入汉水处。史既言亮在黄沙休士劝农，则黄沙为军士屯田之要地，且屯田规模亦必甚大，故陈寿于《后主传》叙及。在亮北驻汉中的六七年中，除了屯田、练兵、修桥、筑路、制造运输工具木牛、流马以外，还建造了存贮粮谷的斜谷邸阁，集粮于斜谷口。为了弥补运粮的不足，甚至在军事前线也分兵屯田，如《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载：
（建兴）十二年，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
史既言亮将所能调动的军队全部调出斜谷，并分兵屯田，则屯田地点，当不限于一处。《三国志》卷26《郭淮传》言：“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 兰坑当在离五丈原不远处。亮当悬军深入敌境，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战斗之际，犹分兵屯田，以支持长期战争，说明其对屯田的重视，不仅不下于曹魏，且为史册所罕见。这样，怎能说蜀汉忽视屯田呢？亮在渭南屯田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和种籽等，均需由后方携往，而在刀光剑影、弩张马嘶的状态下耕作，自然难度很大，然而亮却能使“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如此正正堂堂而富有纪律的军队，战斗力不可能不强，而亮羽扇纶巾、指挥若定的从容安详态度，也表明蜀军的粮食供应已大有改善。所以我们对蜀汉屯田的估价不能过低。当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向刘备建策进取汉中时就已说过：“今策渊、合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中可以蚕食雍凉……下可以固守要害”①。连法正都有此主张，饱受缺乏军粮之患的刘备自然更知道兴农积谷的重要。
至于蜀在汉中兴办的屯田，就其效果看未必即逊于魏之淮南屯田，更肯定超过了魏在雍、凉二州举办的屯田。只缘史书失载，所以不为后人所知罢了。《三国志》卷44《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曰：
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勅皓诣维谢。维说皓求沓中（今甘肃临潭县）种麦，以避内逼耳。
不管姜维在沓中种麦出于什么动机，当时蜀汉驻守今陇南及汉中诸将多从事屯田以自食，则属于情理中事。三国时蜀汉史迹失载者最多，而屯田一事尤为陈寿等史家所忽略。关于赵云、邓芝在赤岸屯田事，若非亮与兄瑾书中提及，亦不会为后人所知。就曹魏军士屯田之成效言，最卓着者为淮颍屯田，然其对灭吴究有多大效用，并不很明显，晋将王濬楼船下益州所载军粮乃益州民户所缴纳，已足为灭吴之用而有余。然蜀之汉中屯田则确实起了支持大军北伐的作用。因此，对于蜀汉的屯田事业，未可予以忽视。
二、自耕农和地主经济概况
刘备少时孤贫，他投靠曹操时，曾“将人种芜菁”①；“使厮人披葱”②。到荆州依刘表时，亦“手自结毦”。诸葛亮少时，流浪荆州，住的是“草庐”， “躬耕于野”③。二人以情投志合，契成君臣。正因二人颠沛流离，了解一些民间疾苦，故日后治理荆、蜀，亦较能注意民间疾苦。刘备自樊城南逃时，不忍舍弃十余万难民，说明他同百姓的关系与其他军阀有很大差别。及在荆南，刘备以耒阳县令庞统在县不治，即免其官；入益州后，又几乎杀掉“众事不理”的广都长蒋琬，足证他对地方官的尽职与否，极为关注。这种态度和作法，自然有利于平民百姓。刘备策封诸葛亮为丞相时说：“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安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④这话虽似官样文章，但刘备提到“思靖百姓”，总算知道安定百姓生业的重要性。诸葛亮在隆中时指责刘璋“不知存恤”，可知他对百姓的态度是先“存恤”，后役使。刘备在政治经济措施上，虽亦有放任将士抢掠和杀戮异己之事，然究无重大之屠城滥杀等事件。大体说来，蜀汉统治者既不像吴主孙晧那样“肆行残暴……虐用其民，穷淫极侈”⑤；也有别于曹叡之大治宫室。蜀汉国小力微，常主动攻魏伐吴，诸葛亮又连年北伐，“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①。供役调的自然主要是个体农户，说明个体农户负担很重。晋人袁准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这又反映蜀汉农民虽然赋调负担很重，但仍有一定余力维持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使蜀汉境内土地得到开垦，国家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加。前已述及，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亮的德政，如 “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等语，其中“强不侵弱”句所指弱者当然主要是自耕农。这虽不能理解为农民真的不受强暴者欺侮，但豪强欺压农民的情况在诸葛亮辅政时有所减轻，也是不容否认的；另外，“道不拾遗”句，也不能解释为真的无人拾取道旁遗物，但也说明饿肚子的贫穷人家少了些，否则，还谈什么“路不拾遗”呢？我们把“路不拾遗”解释为很少有人拦路抢劫，在封建社会也就算不错了。因此史书上虽然不见有什么关于蜀汉农民经济情况的具体记述，但从人们对诸葛亮的称赞，可以窥知当时个体农民经济确实有一定的发展，生活也比较安定。
总的说来，在刘备、诸葛亮等人的统治下，蜀汉个体小农虽然力役、兵役和赋税的负担并不轻，但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还是有所减轻的。他们利用这种喘息机会，努力生产，从而使自耕农的经济得以维持和发展。
至于蜀汉地主阶级的经济概况是怎样的？由于材料十分缺乏，难以举出大量事实，这里只能约略言之：
蜀汉统治者始终没有触动过益州地主官僚的固定房地田产，如同《三国志》卷36《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所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返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蜀汉统治者不没收原益州官吏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换取其为蜀汉政权效力的政策，是讲求实际的。
本书第七章第二节已谈到过益州外来地主与土着地主间的矛盾比较缓和及蜀汉政权比较上轨道等情况，同时指出蜀汉政权通过赏罚分明的法治措施，既限制又利用地主豪强，使蜀汉政权较稳定。这些得益最大的自然还是地主阶级。蜀汉灭亡时，共“领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①。其中着籍人数由于蜀汉末年政治衰败，可能有很大程度的隐瞒，但官吏人数则没有隐瞒的必要。所以“吏四万人”可能接近实际。无论怎样说，蜀汉这样小的国家，官吏人数竟如是之多，表明农民百姓的负担是够重的。官吏的众多，意味着地主阶级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均有所扩张。《华阳国志》记述蜀郡各县的“冠冕大姓”、 “冠盖”、“甲族”、“姓族”、“望族”、“首族”，多为作官为吏的大姓豪族。越是富庶的县，大姓越多。如蜀郡之武阳县，“特多大姓，有七杨五李诸姓十二”②。汉安县有“四姓：程、姚、郭、石；八族：张、季、李、赵辈。而程、石杰立，郡常秉议论选之”②。言程、石二姓最为冠冕，郡府常根据当地舆论选二姓之人为吏。广都县“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③；郪县“高、马家世掌部曲”④。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高胜、马秦皆叛，合聚部伍达数万人，被李严平定。说明有的大姓豪族在经济和人力上很有势力。但总的说来，蜀之大姓，较之吴、魏世族大姓仍有逊色。他们既比不上吴之顾、陆、张、朱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①；更远逊于魏之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之官位亨通。梁、益大姓拥有的部曲及活动能力亦不及魏、吴的强宗豪右。
从蜀汉统治集团的上层来看，他们一般比较廉洁，少有兼并。刘备、诸葛亮身家孤单，子弟幼弱。诸葛亮在成都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无法与当时豪姓大族相比。蜀汉大臣中只有李严和刘琰比较富有和奢侈，李严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②；刘琰“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②。其他的就很少能与他们相比。如蜀汉大将军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③；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④；曾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的董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⑤；尚书令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⑥；车骑将军邓芝，“终不治产业，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⑦；尚书令吕乂，“治身俭约”⑧。
综上所述，蜀汉政权既没有触犯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也不曾夺取他们已有的部曲和奴婢。事实是蜀汉地主大姓当官为吏者很多，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均有所扩张。但蜀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法治，其统治集团上层较能躬履清俭，不多治产，史书上少有兼并土地和劳动力的记载，蜀汉地方豪族的势力也远不及魏、吴世族地主那样强大，因而地主经济的扩张并没有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水利和农业
诸葛亮在荆州隐居时，即“躬耕陇亩”，说明他看重农事，并不视之为贱业。刘备得益州后，自己常征伐在外，而委亮以足食足兵的重任。诸葛亮自建安十九年（214年）进入成都，至建兴五年（227年）上表北伐，移驻汉中，在蜀中施政治国达十三年之久，他着重处理的“务农殖谷”、“育养民物”诸事中，首先是维修与保护着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古代，流经今四川灌县的岷江由山地进入平原，常有水灾发生。战国时，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协作下，以竹笼装石堆砌成都江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调济了水量，又便利了浇灌，筑成着名的都江堰。都江堰古称“都安大堰”，亦称“湔堰”。左思《蜀都赋》名之为“金堤”。至西汉文、景二帝时，蜀郡守文翁，又加以整修，于是工程更臻完善。《水经注》卷33《江水》说：“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水经注》接着又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可知诸葛亮对此伟大工程是十分珍视与维护的。
诸葛亮之兴修水利，主要着力在汉中方面。汉中盆地西起今陕西勉县，东至洋县，东西长百公里，南北宽十至三十公里。《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称： “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刘邦为汉王时，都于南郑，刘邦东伐，萧何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汉末，张鲁据有汉中，史称他“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民夷便乐之”。史又言：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足证汉中是三国时比较安定富乐之区。及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降张鲁，多次北徙汉川之民。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虽夺得汉中，但史言其“得地而不得民”。今人撰文亦有言汉中人口几被操迁徙一空者。实际上，操之移民北迁决不会如是之多①。但汉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较前减少，则是促使诸葛亮必须在汉中兴办军士屯田的原因之一。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其众多的支流也给兴办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方便条件。据《清一统志》言：萧何曾在今汉中市北修筑了山河堰，以截流褒水，灌溉农田。诸葛亮劝农于黄沙时，又对山河堰进行“踵迹增筑”。其他市县地方志亦有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传说，我们虽不敢指出何者为真，但诸葛亮为了供应急需的军粮，在汉水及其支流附近兴修水利自属意料中事。据近年考古发掘出的古堰渠、陂池遗址和陶制陂池、陶稻田等文物证实：蜀汉时期汉中水利事业还是相当发达的②。特别是在临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遗址，更可断定与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关。
由于蜀汉统治者注意兴修水利，加上前面所说的诸葛亮积极推行屯田，自耕农因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有所减轻，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持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蜀国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袁准称赞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已见前引），即可说明蜀汉社会经济当然主要是农业经济呈现出的一派繁荣景象。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连接，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反映了成都平原沟渠交错，稼穑兴旺，稻浪滚滚的如画景象。当时的广汉、绵竹一带，是农业高产区，稻稼能够亩收30至50斛。据《晋书》卷47 《傅玄传》载傅玄言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北方水田犹能亩收数十斛，则作“为蜀渊府”的绵竹等地亩收30至50斛，当非夸大之辞。不过那时斛小，所谓亩产30至50斛，也不过当今之亩产780—1160斤左右而已①。
诸葛亮所以能把蜀国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外，也赖有益州殷富作为物质基础。两者相互推动和影响，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汗水滴灌着益州的大地，从而在三国纷扰的战争年代，蜀汉的农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四、手工业与商业
前已言及，刘备少时与母以贩履织席为业，说明刘备对于手工技艺并不陌生。诸葛亮长于巧思，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史言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加以亮素志在于吞魏还都，故对于攻守武器与军粮运送工具的研究尤为注意。《诸葛亮集》有《作斧教》、《作钢铠教》、《作七首教》以督励有关官吏提高武器制造质量。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三国墓出土了九件铜弩机；在定军山附近，出土了大量扎马钉和铜箭镞、铁刀等兵器。以上二地都是蜀汉军队打过仗或驻扎过的，应属蜀汉遗物。扎马钉有铜铁两种，四角锋利，每角约长0.5市寸，随手掷地，总有一角朝上直立。 1964年3月在四川郫县太平公社出土的铜弩机上刻有铭文，系刘禅景耀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造，机上铭文说系“十石机”（一石为120斤），一次十矢俱发①。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以诸葛亮的慎密、持重，若非其军队的装备确已达到精良程度，安能如此出言。魏将邓艾也说过蜀军“五兵犀利”②的话。这些都说明蜀汉手工业发展水平是很高的。
诸葛亮对于关系国计民生最密切的盐铁手工业是极重视的，《三国志》卷41《王连传》载：
成都既平，以连为什邡令，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
蜀中多盐井，以广都县为例，“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③。在蜀汉以前，益州的煮盐事业由民办者甚多，所谓民办，实际是由大小豪民办。《三国志》卷43《张嶷传》言：“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越巂太守张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遂获盐铁，器用周赡”。越巂郡属于南中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尚将盐铁收归国营，内地各郡自然更不例外。蜀汉除先以王连领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外，还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由于王连、张裔领导盐铁生产成效卓着，后来都升为丞相长史，说明蜀汉政府对盐铁事业是重视的。
蜀郡之临邛县除有井盐及铁矿石外，还有火井，即天然气。至迟到三国时，人们已知用井火可以煮盐，用井火煮盐，“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①。相传诸葛亮曾多次到临邛视察火井，还说井火因亮“一窥而更盛”②。这当然没有可能，不过，对于这样奇妙而功效特殊的井火，急于增产富国而又长于巧思的诸葛亮，不可能不饶有兴趣而挖尽心思加以研究，他至少也会把前人已取得的最佳成果予以利用。据说诸葛亮任蒲元为西曹掾，令他在汉中熔金造器，可是， “汉水纯弱，不任淬火”，蒲元就派人去四川取涪水来淬火，最后制出了削铁如泥的钢刀三千口。从现在已经高度发展的炼钢技术来观察，恐怕涪水也没有多少强于汉水的地方，我个人揣度，蒲元派人到蜀取来的涪水也许即系利用井火，出于保密原因，而故意奇化其事，也未可知。
植桑养蚕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诸葛亮自言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可知诸葛亮是把植桑养蚕和耕地种谷同样看待的。同时也说明当时当地人民是把有桑多寡作为衡量家财的尺度之一。当然，更可由此看出诸葛亮对纺织业的倡导和重视。如众所知，诸葛亮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深知与强大的魏国为敌，光靠增产粮食和向农民征取赋税是不行的。因为过分征收赋税会失去民心，粮食也难以久存和远运。所以为蜀汉开辟财源的唯一捷径是用名贵的蜀锦去赚取巨额利润，从而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诸葛亮的大力倡导和提高技艺的情况下，蜀汉织锦业盛极一时，左思《蜀都赋》说：“阛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这几句话，第一，描写了织锦作房的众多和兴旺；第二，形容蜀锦质高物美，冠绝一时；第三，表明蜀锦能换回大量黄金。《丹阳记》谓“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太平御览》卷185布帛条说：“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典略》言曹操死，刘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刘备素日以汉宗室自居，视操父子为篡汉仇敌，但因吴袭杀关羽，攫取荆州，备将东伐，故偷偷向曹丕吊唁曹操之丧，并送锦布，以行权宜之计。正如曹操曾给诸葛亮赠送鸡舌香①一样，故《典略》的记述可能属实。《后汉书》卷82下《左慈传》记有曹操“遣人到蜀买锦”之事，按操比较崇尚节俭，而且禁止穿锦，尚且有购买蜀锦之事，说明魏蜀之间实际贸易并不很少。就蜀汉而论，诸葛亮以赚钱富国为先急之务，自然乐于与魏贸易，且贸易品种也不会只限于蜀锦一项。《左慈传》还言操向左慈表示喜吃“蜀中生姜”，于是，“语顷，即得姜还”。左慈即刻得到蜀姜之事，不过是玩弄魔术，进行欺诈，但魏境已有商贩出售蜀姜，则是完全可能的。诸葛亮曾经多次给孙权送去蜀锦，如《三国志》卷47 《吴主传》注引《吴历》曰：“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士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吴蜀既为与国，且有长江水运之便，故二国之间的贸易当较蜀魏之间为兴盛，自不待言。而蜀锦当能通过吴境从海道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进行贸易，也是意料中事。《蜀都赋》说成都市：“市■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麫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可以设想，蜀汉时与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进行包括蜀锦在内的贸易必然较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只是史书失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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