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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羌 族
羌族是同华夏族一样古老的民族。《史记》卷15《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后汉书》卷87《西羌传》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诸如以上的传说可信程度如何？尚难断定，不过可以看出羌族与姜姓有血胤关系。羌人从远古即与华夏族同处于今黄河至长江两流域之间，是无可置疑的。殷墟卜辞有大量涉及羌人的记录。当时商王朝称羌人中的男子为羌，女子为姜，卜辞中有殷王娶羌女为妇的事；也有羌人在商王朝供职的记述。武王伐纣时，周军统帅吕尚“本姓姜氏”，即人熟知的姜太公。
当战国初秦厉公时（前476—前443年），居住在今甘肃青海河湟地区的羌人推无弋爰剑为豪。该地区羌人原以射猎为生，爰剑教之种地和牧畜，于是种人日益繁殖。爰剑的子孙后多往今甘南和川西北迁移，留在河湟间的有二十六种，以爰剑玄孙研所部为最强，其种即以研为名。西汉景帝徙研种于狄道、安故、临洮、氐道及羌道各县。武帝开河西四郡后，羌人摆脱了匈奴的役使。宣帝时，先零羌攻金城，为将军赵充国击败，汉设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此后直至王莽代汉，汉羌之间大致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关系。
王莽末，中原战乱，诸羌乘机向内移动。东汉时，羌人与汉人杂居者更多。东汉初期，羌人与汉朝的摩擦与战争尚不严重，至和帝即位前后，羌人与汉朝的战争开始频繁起来。从此以后至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段颎东羌镇压下去，前后共八十余年间，见于史册的战争有三十余次，耗费巨大。至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更不用说了。无怪乎范晔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论日：“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西羌传》载建武九年（公元33年）班彪给刘秀上奏说：
今凉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袵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班彪以上的话不是凭空道出，而是他从历代“蛮夷寇乱”的事实分析概括而得的结论。范晔在《西羌传》中也说：
时诸降羌，市在郡县，智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
诸如以上之类的事实多是封建时代少数民族反抗统治阶级压榨的起因。不过，班彪的上言还未敢指出统治阶级上层有权势者最是招致祸乱的罪魁祸首。范晔在《西羌传》则论日：
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
由于范晔是刘宋时人，所以他论述汉事，能畅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样有所讳避。范晔指责朝廷决策者既不讲求和抚，而频繁征发羌人当兵服役。将帅对羌人也多欺凌讹诈，羌人饱受官吏豪强的役使和折磨，至于精疲力竭。当时讨伐羌人的将帅，不仅驱使汉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诱使羌人当兵打其他少数民族或羌人。将帅本身则“断盗牢廪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指皇帝亲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于野”。边郡长官则“多杀降羌……倚恃权贵，不遵法度”。有的县吏略羌人妇，以致引起羌人反抗。如同《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言：“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其实，羌人并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入寇”、“杀掠”。比如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以镇压羌人而出名的将帅，但“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史言：“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威化大行”。从羌人爱戴清官而仇恨贪吏这一品性而言，他们实不愧为一个纯朴而富有朝气的民族。史书上屡有某羌寇某地的记述，而不书其所以“为寇”之由。应该说作祟者主要为汉“吏人豪右”和朝廷权贵。当然，羌人酋豪在反汉斗争中也有过分杀掠无辜汉民的行动。特别是诸羌之间的相互火并也给各种羌民造成巨大灾难。总而言之，酿成民族纠纷和仇恨的是汉羌上层统治层，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为羌人根据地的黄河上游、洮水及湟水地带，古时森林繁茂，禽兽众多，气候虽干寒少雨，但土质肥沃，农牧兼宜。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河湟的远古文化亦仅次于黄河中下游，而不下于其他地区。所以古羌人在内地占不住脚后，便转移到三河地区居住和繁衍子孙。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的是，羌人多与汉人杂处，因之羌人务农的成分远远多于乌桓等族。而羌人与汉人互相学习、贸迁有无、和睦相处时期也比较多。《后汉书》卷87《西羌传》有如下的叙述：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长，无相统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教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由上可知，羌人的优点是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勇敢善战，敢于反抗强暴，缺点是种类分散，不能凝聚为强固的政治集体。
所以进入汉末三国混战局面时，羌人便成为割据者挟之以攻战的工具。从董卓入洛至献帝东归的七年中，挟持汉帝及大臣的都是凉州军阀，他们军中都有羌胡。如郑泰当面给董卓说：
天下之拳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为爪牙。又如当汉朝征调董卓为少府，卓不肯离军而上书言：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言：“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车，使不得行。羌胡憋肠狗态，臣不能禁。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
《三国志》卷6《董卓传》称：
董卓，字仲颍，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为军司马……
董卓父曾为颍川纶氏县尉，而卓屡与羌中豪帅相交结，说明卓亦为陇西豪家。《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言：“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时又靠镇压羌胡而升官。后来他因手握强兵而逐渐骄纵，不肯离兵回朝。卓死，其部属李傕、郭汜等仍然挟持着汉献帝及公卿大臣。凉州军人所以如此飞扬跋扈，其军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亦多羌胡人。《董卓传》言：“韩遂等起凉州……卓西拒遂，于望垣峡北，为羌胡数万人所围”。表明韩遂等军中的羌胡人数当不下数万。《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同传注引《典略》言韩遂在湟中，因穷困，欲奔蜀，部属成公英劝曰：“且息肩于羌中……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遂从其计。《典略》又言：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遂）乃合羌胡数万……会遂死，英降太祖。”总之，韩遂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马腾，原籍扶风茂陵。其父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陇西，与羌入错居。家贪，娶羌女为妻，生腾。腾少贫，常砍材木负至市中售卖。腾身长八尺余，而性贤厚。灵帝末，王国等及氏羌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敌。建安十三年（208年），腾被曹操征召入朝，部曲由长子超带领。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遂、超军中羌胡甚多。操用离间计，使遂、超“更相猜疑，军以大败，超走保诸戎。”杨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诸戎一度占有陇上郡县，杀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氏中，辗转入蜀。
以上董卓、韩遂及马腾马超都系借助于羌胡之力，以跳梁于关陇地区。羌人酋豪因种类各自分散，始终未能有何作为。曹魏统治下的羌人状况，史书记述极其零散，如《三国志》卷15《张既传》载：
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护军）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疏请与儒治左城，筑鄣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其后西平麴等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着，此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钞击，重其赏募，所虏获者皆以界之。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
既临二州（既先后任雍、凉二州刺史）十余年，政惠着闻……黄初四年（223年）薨。诏曰“……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
由上可知，酒泉汉人苏衡及西平汉人麴反魏，都有羌胡参加，说明汉人与羌胡间的民族界限已逐渐消除。而曹魏州郡官也用封赏办法诱使羌人杀害汉人反叛首脑，以达到维持其统治汉羌人民的目的。又如《三国志》卷16《苏则传》：
苏则……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鲁破，则绥定下辨诸氏，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拼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
由上可知，金城等郡在战乱时，吏民饥饿困窘，还曾得到羌人牛羊的接济。当李越以陇西反抗时，苏则还调动羌人去镇压，使李越恐惧请服，诸如此类的事都表明羌汉民族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汉人政权和地方官长对羌民不加歧视，或稍有体恤，广大羌人部众还是愿意与汉人和睦相处的。
蜀汉政权与羌人的关系，一直较好。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即向刘备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其实际含义，即诸葛亮利用“和”、“抚”的怀柔政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让少数民族为蜀汉政权卖力气、出粮饷的目的。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败后，“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第三次伐魏，取得武都、阴平二郡。《亮传》载后主诏，谓亮“降集氏、羌，兴复二郡”。氏羌与二郡并提，说明二郡之氏羌不在少数。《亮传》注引《江晋春秋》言：“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应亮。”亮连远隔魏疆的轲比能都费心思招引，对近在跟前的羌氏，自然更竭力抚纳，以为己用。亮死后，蒋琬、费祎为辅政者。蒋、费二人都认为：“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因之向后主建议：“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可见利用凉州羌胡以与曹魏抗衡，乃是蜀汉始终不渝的一贯方针。到姜维执政时，更“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蜀后主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依麴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侵逼诸郡”。说明蜀汉利用羌胡作战，也同对汉人将士一样，都以家属为质。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破魏将徐质，“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三县皆为羌胡杂居地区，其中多羌人，自不待言。后姜维率军到沓中种麦，魏帝下诏谓维：“往岁破败之后，犹复种麦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邓艾谓维必将来寇的原因之一是维“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悬饵”。不久，“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又回以董亭趣南安”。均未得逞。由此可知维所以屡出陇右，首先是由于有羌谷可食，而且，还可以令羌人服劳役兵役。当时陇右诸羌介于魏蜀之间，两国之榨取羌人，并无二致，然如仔细翻阅《三国志》，即可看出蜀汉与羌人的关系较魏为佳。《姜维传》载后主诏曰：“羌胡乃心，思汉如渴”。《马超传》载魏臣杨阜说曹操曰：“超……甚得羌胡心。”因为蜀较魏小弱，所以仰赖于羌人之助者亦较多，因而对待羌人的态度亦胜过魏。《武帝纪》言夏侯渊曾屠兴国、枹，曹操曾屠河池。遍观《蜀志》，则不见有屠城记述。《三国志》卷45《邓张宗杨传》末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事曰：
王嗣，字承宗，犍为资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显着……迁……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绥集羌胡，成悉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时北境得以宁静。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迁镇军，故领郡。后从维北征，为流矢所伤，数月卒。戎夷会葬，赠送数千人，号呼涕泣。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
其他蜀将与羌胡蛮夷接触较多者如马忠、张嶷、董和、诸葛亮等均能得到少数民族的好感或追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蜀汉对少数民族的榨取较轻，如上引文所说，“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联及义谷裨军粮”。又如张嶷为越巂太守，在官三年，既令夷种男女“莫不致力”于“缮治城郭”，又夺取夷徼久自固食的“盐铁及漆”，改为宫府经营。至于诸葛亮，更是令各少数民族“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的能手。但是，在封建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方式上，用和抚的办法以相招引，总比挥舞钢刀大棒来驱使好。
二、氐 族
氐族和羌族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诗经?商颂》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放不来王”。《竹书纪年》亦言成汤及武丁时，曾两次有“氐羌来宾”的事实。说明早在商初氐羌即被迫向商称臣纳贡。古书常以氐羌连在一起称述，说明二族关系至为密切。但古书对氐族的记述更少于羌族。《三国志》卷30《东夷传》末裴注引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有一段颇为珍贵的叙述：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录，或在、陇左右。其种非一，称盘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徒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家、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着袵，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袵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也。令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乎街左右，亦有万余落。
由上可知：汉魏时，武都、阴平、天水、陇西、南安、广魏、扶风及酒泉诸郡，都有氏人居住。实际还不止以上各郡。前已言及，商初，氏羌即与商政权常有往来，说明那时氏人居地离商都并不太远。而到两汉时，氏人早已迁至比较偏僻的今甘、陕、川交界地区，当系商周时氏族逐渐退缩的结果。不过，氏人与汉人是有长期杂居过程的。所以氏人的习俗服饰与汉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氏人善田种，能织布，畜养豕牛，多知中国语，姓如中国之姓。说明氏人的文化比较进步。另外，氏人婚、丧与服饰亦有似于羌，盖因氏羌相处时间很长，相互影响亦多。关于氏族的历史渊源，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古书多以氏羌并提，故学者多以为氏、羌原来属于同一族类。如范晔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氏豪分种，遂用殷强”。即认为氏系自羌分出的一支族。近来研究古代民族史的专家如马长寿、黄烈二先生都认为氏、羌虽关系密切，但二族之间仍有不少重要差别，并非同族。我觉得，氏、羌二族在居地、言语、习俗、服饰等方面都有同有异，所以要辨其是否同类，还要参看其他情况，未可遽下断语。即拿汉人来说，亦有“百里不同俗”的谚语。古代经常迁徒的民族自然就更难有一成不变的习俗与种类。先秦古笈既多言西羌出自三苗，氏人的民族渊源经过黄先生考证，也出自三苗，而其考证又具有说服力，所以就难以推翻氏羌同源的传统说法。假如二族确非同一渊源的话，那末，二族经常杂处，能互相友好学习，而鲜有敌对行动，也堪称民族和睦相处的典范了。
除了以上《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外，《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对氏族状况也有间断叙述：
冉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士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以上一段引文系叙述冉的一些习俗，引文明言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然后述其习俗。这些习俗自应系六夷、七羌、九氏所共有，其中之“六夷”究竟为何种“夷”，并没有指点清楚，至于其中的氏、羌，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习俗有异有同，这里却将氏羌与夷笼统叙述。这样只能解释为这里的氏羌和夷人习俗大致相同。其王侯颇知文书，说明汉化程度较深；“贵妇人，党母族”，表明与乌桓等东胡族有点相似；“死则烧其尸”，表明与氏羌火葬之俗相同；“累石为室”，正是氏族的习俗。冬则入蜀为佣，夏则反其聚邑，说明并非奴隶社会。同时也表明这里的民族还不是过着农业定居生活，而是半农半牧。从他们深受汉族文化影响观之，应该已进入封建时代了。总的来看，这三个少数民族是比较能够和睦相处的。
同传又载：
白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氏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适建、龙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讨破之。
两汉时，武都郡属益州刺史部，武都与陇西、天水（汉阳）及其临近地带，是氏族的基本根据地。其中的河池县在仇池山上，山上有池，“泉流交灌、“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壁立千仞”，形势险要，物产丰富。氐人质直勇敢，敢御强暴。故当西汉盛时，仍敢于一再反抗。至三国时，以曹操之强，氐人仍敢塞道，阻操南下，操虽将其镇压，但仍畏氐人日后为蜀汉效力，“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
同传接着又说：
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后嚣族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后亦时为寇盗，郡县讨破之。
氐人虽也经常反抗汉政府加到他们身上的赋役负担，但氐人人数既少，居地又十分分散，所以多被郡县迅速击破。及至黄巾起义发生，史书多有羌胡起来响应的记载，可是很少提到氐人的动向，实际上，当凉州各族人民初起义时，即有氐人参加。《三国志》卷36《马超传》注引《典略》言：“灵帝末，凉州刺史耿鄙信任奸吏，民王国等及氐羌反叛”，即是其例。又如原为凉州各族起义领导人后来又坠落成军阀的韩遂所以能在关陇从事军事活动达三十余年之久，亦赖有氐羌始终不渝的支持。直到韩遂日暮途穷时，还经金城入氐王千万部。马腾、乌超父子也颇得氐羌助力，如同前已引过的《魏略?西戎传》所载：“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三国志》卷9《夏侯渊传》载：“建安十九年，夏侯渊使张邵督步骑五千在前……至渭水，（马）超将氐羌数千逆合。《三国志》卷25《杨阜传》言：“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辨，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都是氐族人民被军阀利用以争夺土地人民的事例。
由于氐人居住地介于魏蜀两大势力之间，所以两国对氐族人力物力的争夺也不遗余力。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渊击武都氐羌于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区以逼关中，乃令张既至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都是曹魏掠夺氐人粮谷和人口的典型事例。在蜀汉方面，因地小人寡，更把争夺陇右各族人民当作先急之务。由于蜀汉政权必须取得氐、羌各族的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对待氐、羌等族的手段比较温和，从而收到的效果也比较好。蜀汉同羌族比较融洽的关系，前已叙及。蜀汉与氏族的关系正复相同，这里不再赘述。现只谈一下氐人的欠缺之处，即氐人的民族凝聚力甚差，例如《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载：
（建兴）十四年（236年）……武都氐王符健请降，将军张尉迎之，过期不至，大将军琬忧之。牙门将巴西张嶷曰：“健求附款至，必无返滞，闻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离，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
以上事件并不是孤立和罕见的，氐羌兄弟分种、各自东西之类的事，乃属司空见惯。前已言之，羌人“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这样，弱时依附于人，难以图强；强则分种，“无相长一”，力量亦由分而弱。羌人如是，氐人更甚。这就是氐羌所以难得有作为的重要原因。可是，氐人多务农，长期与汉人杂居，因之氐人的文化也不断增进，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秦、雍各族人民群起反普时，即出现推选氐帅齐万年为帝的事。再往后八十余年，更有氐王苻坚统一中国北方的盛大业绩，凡此都说明氐、羌民族并不是终无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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